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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那天演講結束，她回到敞篷車裡時，就被丈夫愛德華皺眉斥責了：「親愛的，我覺得今天你的講話不太妥當，你畢竟不是一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你是我們國家的總統……你說的這一番話可能會惹怒你的女性支持者，你被她們選擇的最大理由就是你是女性，女性主義，女性的權益，她們想聽到的不是平等，平權，你應該更注重女性的權益……認及，你是我們的總統，你應該強調我們民族的強大，提升民族的自尊自信，而不是在那裡強調我們和別的民族沒什麼差別……有些話交給人類學家去講，你的身份是獨屬我們國家的總統，而不是屬於全人類的社會學家，你今天的話是在太不妥當了。」

　　  她說：「就像我很多年前告訴你的那樣，我想要的是改變世界的價值標準……」

　　  「……親愛的，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不能改變這個世界，我認前也和你說過，麵包想要發酵得好，就得有一點點腐敗，革命也是如此，政治也是如此，羅莎德琳，你時刻不要忘記，你上台象徵著什麼？女性主義，我們國家的再次偉大……跟全人類沒有關係，人類的通病，弊端跟你沒有任何關係，你只要關心如何把這個位置坐穩，坐好，為其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而且沒有人關心羅素講了什麼，大家只關心食物的價格，日用品的價格上漲了嗎，哪裡實行了怎樣的政策，如果你的本職工作做不好，你的講話並不能改變世界，沒有人在乎你說了什麼，只在乎你做了什麼。」愛德華說。  

　　  他們初識也是由於這樣激烈的討論，她是在大概八年前遇見愛德華的，那時候他剛從戰爭中凱旋，大家稱呼他為「戰爭英雄」，為他歡呼，羅莎德琳說：「戰爭英雄，也就是戰爭罪犯。"

　　  愛德華得知了，問她：「你為何那麼說？"

　　  羅莎德琳說：「對我們是戰爭英雄的同時，也對另外的人是戰爭罪犯。"

　　  愛德華說：「這話聽起來很不合時宜，也不太愛國。"

　　  羅莎德琳說：「每當國家致力於屠殺的時候，它就自稱為祖國。有一小部分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於是把國家的權力體制聚合起來了，為了使這個構建持續下去，有必要把一些不人道的行為合法化神聖化，比如說，大家讚美為國犧牲的人，唾棄為自我丟棄國家的人。"愛德華微微一笑：「你批判的意味太重了，而且也太理想化，什麼人能跳出時代和地域的局限？這太難了。你好像很憤世嫉俗，等你再過幾十年，回首過來看以前的話，會不會覺得後悔可笑？"

　　  她說：「啊，你以為我是Cynique，也許以前我是這樣，但現在我的一切不是出於憤世嫉俗、冷嘲熱諷，而是對政治的熱/衷，我正是充滿著全身心的熱切才這樣說。我並不贊成我們國家的各種戰爭，在侵略的實質外包裹反恐、反恐的外殼。…………………………………………。每個國家，每種體制，每種主義在實質上不就是普洛克斯忒路斯嗎？我們看起來彈性大了一點，包裹得更精緻一點，但是腿超過床的部分還是會被砍掉。」  

　　  愛德華說：「我勸你不要再想了，我年少的時候也是滿腦子胡思亂想，但是最後還是收回來了……你沒有教導，沒有節制的胡思亂想會很危險的，最後肯定會出事。」

　　  她說：「不，我要思考，我不僅要思考，我還要改變這個世界，」然後她說了這個世紀最有名的那句話，「我有將這世界全都改變的雄心壯志。」

　　  這理想主義的話從說出口的瞬間就伴隨著利特爾辭典里的「狂亂」似的了——即一陣宣告為失敗而敲出的隆隆滾動的鼓聲，可是那一刻，或許因為她是俄國後裔，屠格涅夫的《一朵花》響雷般的在他腦海里炸開了：

　　  要知道，上帝創造此君

　　  是為了給你的心，

　　  做伴於短短的一瞬。

　　  然後他們深入的討論一切時事、政/治，在激烈的碰撞中，兩人結婚了，直到她成為總統，他都還伴在她身邊，每天就一切事情進行激烈的討論。她成為總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他潛意識覺得，因為她表面滿懷激情，熱衷政/治、針砭時弊，但是她的本質就是個Cynique，偽裝得具有積極性，這個人的內心是一片虛無，並且也無法抗擊這種深重的無意義感，原本他覺得她當上總統後一切就會輕鬆了，但是她充滿幹勁的衝到這個位置後，卻失去了所有的勁，她開始茫然無措，對著一團亂毛線團無從下手了，開始獨處時在房間裡大喊大叫：「又是這樣！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了？怎麼做都不對——」

　　  今天這次不著調的演講，是她走的最笨的一招，她突然精神狀態瘋了一樣，自暴自棄的說：「我承認，我非常愚笨，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做了，我只會模仿世界上已有的模式，要麼就有人告訴我一個理想的模型，我自己無法構想出來，我只能實踐，沒有人教我，我什麼都不會了…… 我還需要幹什麼？不是每個嚼舊文稿舊詩篇的最後都能變成當代的高爾基，我什麼都做不到，什麼都改變不了。」

　　  他估計是剛才的話打擊到了她，正想說點什麼，她突然開始猛揍自己的頭：「法律一條一條規定了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為什麼在道德上，誰不來出一本書，把道德生活里所有的都涵蓋在內，告訴我們怎樣做才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