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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樞指著辛讜，重新作了一番自我介紹。
“我雖然是個無名小卒，不過這位辛兄可是宰相的孫子呢。”
辛讜的手在臉的前面揮了揮。
“祖父是祖父，我只是平凡的布衣罷了。”
所謂的布衣，指的就是平民。辛讜系出名門之後，他的祖父辛雲京曾在代宗皇帝時期擔任宰相，以忠義武勇為人所稱道。不過，辛讜卻寧願選擇離鄉背井，到長江下游的都市定居，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他生性好打不平，仗義行俠，壓根就沒想過要在朝廷里謀個一官半職。除了祖父留下的遺產足夠他享受豐衣足食的生活之外，辛讜本身也懂得生財之道。年屆三十一歲的他，儘管沒有任何官街，但在揚州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富豪。只不過到了長安，只能算是個單純的旅人。
“喔，原來兄台是辛宰相的御孫啊？”
李績非常欣喜，也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年紀二十七，在長安出生長大，早年喪父，由母親一手帶大。不久之前參加過坊州所舉行的地方武藝大會，經過往返十天的旅程，最近才剛回到長安。
最後自我介紹的是李延樞。李延樞也算是個讀書人，屬於知識份子的階級，不過遠不到參加科舉或是在朝為官的程序，只能在家鄉開私塾教小孩讀經識字、或是擔任有教人家的家庭老師、替目不識丁的百姓代寫書信、處理衙門的文書之類的工作。但願話說回來，“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這些膾炙人口的民間小說，就是出自鄉下秀才的手筆。只不過李延樞的出生早了五百年，這一年他才二十九歲。
“這麼說來，小弟是年紀最小的，還要仰仗兩位大哥多多照顧。”
李績說話的當兒，店小二陸續把干和蒲桃、牛肉和河魚料理端上桌。在李績的要求下，辛讜也說出了他千里迢迢從揚州來到長安的原因。
“在揚州，我認識了一位叫圓仁的外國和尚，他告訴我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Ⅳ
圓仁是日本來的和尚，在四十五歲那年，也就是文宗皇帝開成三年（西曆八三八年）隨著遣唐使的船隻渡海到中國學習佛法。當時的日本認為唐朝是佛教的中心，圓仁為了學習佛教的真髓，才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渡海求佛法。七月二日那天，他在長江河口附近上岸後先滯留在揚州，等待文宗皇帝頒發的入境許可證明，一等就是半年的時間，他和辛讜就是在這段時間認識的。其實辛讜對佛法並不熱衷，但是圓仁遠從異國來唐求法的精神卻令他甚為感動，所以在生活起居上提供不少支援。
其後，圓仁還到過五台山的佛教聖地修行，於開成五年八月抵達大唐的京城長安。未料二年後，就遇上歷史上有名的“會昌廢佛”風潮。
在中華文長久的歷史中，經常發生這類的悲慘事件。在位高權重者的煽動下，少數派遭到誣陷迫害，難以數計的文化寶藏被無情摧殘，“會昌廢佛”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之一。
會昌二年（西曆八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歲的武宗皇帝頒布敕令，強迫國內的僧尼還俗。翌年，大權在握的宦官仇士良去世。仇士良生前為了貢因自己的勢力，暗中進行各種陰謀勾當，包括謀害皇族二名、后妃一名、宰相四名。但是這位橫暴惡名昭彰的惡徒，惟獨對佛教崇拜有加，對外國來的僧眾更是禮遇，所以仇士良的死對外來和尚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
仇士良死後，他的遺族和隨從遭到逮捕處刑，萬貫的家產也被沒收充公。所謂“種什麼樣的因，得什麼樣的果”，長安城百姓對仇家的下場莫不拍手叫好。只是，長安城並沒有因仇士良的死而回復平靜，反而連番發生嚴懲的祝融肆虐，其中，六月一場大火更造成了四千戶民家燒毀的巨大損失。
會昌四年（西曆八四四年），武宗正式下令“朕痛惡佛法，下令燒光天下所有的佛書、壞毀天下所有的佛寺。”到了這時期，“會昌廢佛”的運動正式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這場浩劫中，大唐帝國境內被搗毀的大寺廟有四千六百座、小寺廟四萬座、強制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人，拒絕還俗者一律處死，寺院的土地和財產全數遭到沒收，情況級為慘烈。
唐朝的朝廷向來以信奉道教為主，但是對其他宗教多半採取寬容懷柔的政策，長安因此成為匯集百教的大城市。既然如此，為何年輕的武宗會下達如此嚴酷的廢佛敕令？據說，廢佛事件是一位叫趙歸真的道士在幕後主導，他慫恿武宗宣布廢佛令。但話又說回來，此時的佛教的確早已百病叢生，弊端連連。寺廟不僅拒絕向政府納稅，還向信眾們收取布施、收購土地、囤積財富，不少出家僧眾沉溺酒肉女色。武宗之所以強制沒收寺院的土地和財產，一來既可充實國庫，二來也可藉此廢佛運動，整肅墮落的佛教界。
但若以勵精圖治的角度來說，武宗的手段未免失之極端嚴苛，不僅剷除異已，甚至連中立派，或是批評者也遭到誅連的命運。“十八史略”中描述武宗的為人“豪邁果斷”，是位充滿英雄霸氣的年輕皇帝，只是一旦失去分寸，容易流於剛愎自用，一發不可收拾。
這場廢佛風潮造成長安城暴徒橫行、寺院遭無情摧毀，佛經被焚燒、寶物被掠奪、僧尼死傷更是無數。焚燒寺院的火舌經常波及到附近的民宅，這也是長安城在這段時間，接連不斷發生大火災的肇因。“即使是處國的僧尼也不能例外，一律令其還欲，違者處死”，就是這道敕令，圓仁被迫離開長安，回到祖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