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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3月31日上午，被重慶中院判處死刑的王毅轉入死牢里。這一次，最後一點有限的自由都失去了：他被釘上鐵鐐、戴上手銬。

　　  看守所指派了兩名服刑犯人照看他。按照看守所的監規，那兩名犯人將輪流照管他的吃喝拉撒睡，也就是說，從3月31日起，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一雙眼睛“照顧”著他。

　　  按照法律程序，無論當事人願意與否，中級法院在作出死刑判決後，都會上報到高級人民法院覆審，畢竟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因此，許多在中院被判處死刑的囚犯，中院的上報材料或是當事人的上訴材料到達高院覆審時，經重新量刑改為死緩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與王毅關押在死牢里的，還有一名死刑犯。

　　  王毅當然不會放棄上訴的權利。

　　  在外面，他的親人為他聘請了律師。

　　  在死牢里，那種活下去的求生欲望使他變得異常的勤奮起來。死牢里有一本《刑法》，自從他一跨進死牢那天開始，那本扔到屋角已經變得潮濕的法律書，成了他每天必讀的專用書籍。他幾乎是一條一條地研究著那些法律條文，再對照自己的犯罪過程，一款一款地套進去……  

　　  那麼，怎樣才能由死刑改為死緩呢？

　　  大家都知道，死緩就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定義，一般而言，兩年後，死緩犯人都能改判為無期，就意味著活下來了。

　　  現在的王毅，只祈盼一個雖然同樣殘酷但能夠苟活的死緩。有了這種思想意識，有了這種強烈的求生欲望，王毅，這位平時對所有的文字都不感興趣的囚犯，如今對毫無生命力的文字特別地敏感。臨上路的頭一天晚上，他當著我的面將判決書上的全部內容，一字不漏地背誦了出來。

　　  這是後話。

　　  給他最大啟發的是那位與他關押在一起的死刑犯講的故事。因為同為死囚，彼此之間最感興趣的話題便是如何由死刑改為死緩。

　　  那則故事說的是清朝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期間，一位殺人犯被判秋後立斬。該死囚的家屬找到當時在浙江頗有名氣的一位紹興師爺，請他設計一條活路。那位師爺調來案卷一看，然後伸出一個指頭，意思是只出白銀一千兩，只須改動一個字，斬頭就可改判為流放。等一千兩白銀落入腰中，師爺提筆在案卷上將用刀殺人改為甩刀殺人，殺人的性質立刻就變了：前者是蓄謀，後者是過失。結果，該死囚果然由秋後立斬改判為流放邊塞。  

　　  雙腳“踩”地獄(4)

　　  “兄弟，”王毅問道，“你是幹什麼打倒（被捕）的呢？”

　　  “六二六。”對方答道。

　　  每年的6月２6日是國際禁毒日，他們內部的行話稱毒犯為六二六。

　　  對方說：“按數量，我是該飛缽缽（腦袋），我上訴的理由是毒品的純度不夠。”接著，他萬分感慨地說，“要是真的改判為死緩，我就是一輩子做牛做馬，都不再去賣什麼藥（毒品）了。”

　　  受到那則用刀殺人與甩刀殺人的故事的啟發，王毅開始細細地審查重慶中院的判決書了。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用異樣的眼光與心態來看待死囚們的垂死掙扎，畢竟，活著，活下去，是動物界每一種生命的本能。

　　  話題回到本文的第一章，就是我摘錄的重慶中院的那一段判決書文字。

　　  在閱讀了那一段文字後再來看王毅的上訴理由：

　　  首先，他那天晚上不是“竄”到重慶某廠伺機作案，而是去找過去的同事玩。在宿舍樓下“偶然”碰到李某的女朋友木旦，才“油然”想起李某尚欠自己的賠款，便跟隨木旦進入她的房間，理由是尋找她的男朋友李某，至於挎包里的錢物，那不是搶劫，而是“抵押”。  

　　  ——這是用刀殺人與甩刀殺人的現代翻版。

　　  其次，他用水果刀不是“刺”了對方二十餘刀，而是“動”（王毅的上訴材料上特別註明此字）了對方十多刀。

　　  ——“刺”是用刀直擊，“動”則是將刀身貼到對方的皮膚上滑動，只是起威脅作用。

　　  最後，他威脅對方時不是說：“不准吼，吼就‘殺’死你。”而是說：“不要吼，不然‘動’了你。”

　　  ——前者的態度是窮凶極惡，後者的態度是裝模作樣。

　　  等等。

　　  待上訴材料交上去後，剩下的便是漫長的等待。

　　  死牢里有很多忌諱。事實上，這是死囚們的迷信。諸如睡覺時，鞋尖不能朝著床鋪，要朝著大門，寓意有希望得到改判，活著走出去；抽菸時，不能一口氣將整支香菸抽完，要留下一段，重新點燃一次火，寓意將得到第二次生命……

　　  1997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死牢門突然嘩一聲拉開，一束燦爛的陽光照射進來。一位管教幹部手裡拿著一張單子，在他身後，站著兩位持槍的武警戰士。

　　  死牢大門平時很少打開。死囚們心裡清楚：只要死牢大門一開，要麼活著（改判）出去，要麼缽缽飛了（槍斃）。因此，在開啟死牢大門的一瞬間，在咣當的金屬撞擊聲中，那種生與死的切身感受，那種驚心動魄的內心震撼，恐怕除了死囚們自己，其他人是無論如何都難以體會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