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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是宿命論。”我說，“而且過於抽象。”
“你說得對。”桑野說。
“用‘心累’這句話也許概括不了。”
“也許是吧，不過，用‘頹廢’這個詞更合適。”
“就是一場遊戲嗎？”
“是的，就是一場遊戲。你現在是怎麼想的，能告訴我嗎？”
“我隨你。”
隨後，我們要了炒麵，悶著頭吃起來，關於鬥爭的最後一次談話就此結束。此後，燒烤的調味汁味伴隨著沉默籠罩著我們。
一場遊戲。
我和桑野被留級了。我們不知道學校是否會接納我們，所以沒有再去學校，而是找了工作。後來我們聽說，學校里的鬥爭失去了目標，各派別之間的主導權之爭卻更加激烈。桑野我倆沒有再在過去的同伴中露面，和學校的任何人都沒有見過面，與園堂的聯繫也中斷了。
桑野在澀谷的一家西裝直銷店做店員。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麵包坊工作。我每天清晨五點鐘上班，往麵粉里配酵母粉，然後用和面機和面，把麵粉攪拌成有彈性的麵團，再把一塊塊麵團放進方型鐵模子裡，把幾十個鐵模子擺在傳送帶上，送進巨大的烤爐中慢慢循環。麵包烤好後，再戴上石棉阻熱手套把麵包從鐵模子中取出，分別裝入木箱，最後用汽車配送到幾所小學的食品供應室。每天到下午兩點鐘才能下班。
下班後的業餘時間，我一般都是在拳擊館度過。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偶然發現這家拳擊館的，並突然對拳擊產生了興趣。我參加訓練一個來月的時候，拳擊會會長對我說：“你應該接受專業訓練，你很靈敏，有天賦。”
那時候，我經常與桑野見面。他在駒人的一所公寓住，但每個月總要到我住的地方來兩三次。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都要海闊天空地神聊一通。他說，我已經從櫃檯轉到營業部了，也許就在這個地方幹下去了。桑野和我一樣，都是以高中畢業生的身份參加工作的。不同的是，他的工作表現在公司受到了好評。
園堂優子闖入我的住處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一年左右。
我的公寓位於椎名街，房租很便宜，面積有四鋪席半，距車站有二十分鐘的步行距離。那天晚上，天氣悶熱。聽見敲門聲，我以為是送報紙的，打開門一看，原來是優子站在那裡，腳旁放著一個不大的旅行包。一年沒見，她卻像昨天才分別一樣直截了當地說：
“能讓我暫時在這裡住一住嗎？”
“怎麼了？”
“我沒有可去的地方。”
“好吧。”我很乾脆，也沒有問她理由。
就這樣，我們開始共同生活。她仍然為她所說的我的飄泊不定性而痛苦。當我通過拳擊專業考試的時候，她對我說：“這可能是發揮你的長處的惟一途徑。”她對做家務事一點沒有興趣，做飯是我，打掃衛生、洗衣服也是我。就像理所當然的事情一樣，她一聲不吭地看著我幹活。她惟一熱衷的事情是讀書，把我書架上的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的藏書不多，而且有一定的局限範圍，全部是六十年代出版發行的詩歌集。裡面的作品都是現代詩和現代短歌。我覺得那個時候的我完全被這些詩歌所融化了，於是陸續地把這些詩歌集買了回來。她看書時，我一和她說話，她就會說：“不要打擾我嘛！”有時她還會這樣說：“你竟然會有這種類型的書，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看來你的腦袋裡也有一部分正常機能。”我想，這是我從她那裡得到的一個較好的評價。我弄不明白，她這樣的人為什麼會到我這裡來。她說她向大學交了退學申請。我也在報紙上看到過報導，她父親以大藏省事務次官的身份，在東北部的某縣參加了眾議院議員的競選。也許她參加鬧學潮的事情，對於父親在思想保守的選舉區競選是個敏感問題。那時候我們也都知道她父親的立場，但在“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中，沒有人提起過這個問題。她和我一起生活以來，我們倆之間也沒涉及過這個話題，所以我對她的家庭矛盾幾乎一無所知，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變得緊張。我們經常一起聊天，但通常的話題從不涉及她讀的書，聊的是年輕男女愛談的那一類事情。在我看來，她對我的嚴厲批評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點綴而已。能夠引起我們倆產生共同興趣，並能採取一致行動的，只有看電影一件事。每個星期六晚上，我們都到池袋的文藝座去看通宵電影，一般是連續上映五部東映拍的警匪片。那時，鶴田浩二、高倉健、藤純子是電影界的主要明星。能夠經常去那裡看電影，是我感覺到的她的最大變化。過去她演戲劇時，我常聽到她這樣斷言：“除了印度大導演高達爾的彩色電影以外，哪能算得上電影？”
優子搬到我的公寓住後，桑野仍然經常來玩，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優子在我這裡寄居的事實。“啊，好久不見啦！”初次在我這裡相逢，他只是這樣打個招呼，什麼也不多問。優子也用同樣的話和他寒暄一句，然後拿出啤酒，加入我們的談話中來。過去我好像沒見桑野喝過酒，這時他也非常高興地舉起了酒杯。“經商真不容易呀！”他感嘆地說，“現在因為工作中要應酬，有時不得不喝點酒。”那時候我已經不喝啤酒了，因為我要控制體重。我並不是為體重發愁，我是輕量級，當時的體重是六十一點二公斤，只要注意控制不再超過四公斤就行。在聊天中，我們從來不提鬧學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