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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說。
我們沉默了一陣,過了一會兒,還是我先開口說話:“既然她知道我的住所,為什麼她不直接向我打招呼?”
“你這個人,對這種事情感覺太遲鈍。我認為飄泊不定和感覺遲鈍完全是兩回事。你們同居的時候關係不是很好嗎?媽媽至死都愛戀著你。”
我琢磨著她的話,卻琢磨不明白,於是我說出我心中所想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自尊心問題喲。女人的自尊心被暴露之前,會有一萬個變化。這一點你懂嗎?”
“我不懂。”
她嘆了口氣說:“好吧,講講你們的關係和一九七一年的事情吧。我想聽你親身經歷和親眼看到過的事情,不想聽媒體上報導的。”
我考慮了一會兒。我想,她有權力知道這些事情。我覺得自己欠她和她父親的人情。如果不這樣想,我的判斷可能會截然相反。
“明白了。”我說,“講起來時間有點長,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就是想詳細了解。”
一時間,我不知道從哪兒講起好。“六十年代末期,是大學生鬧學潮的高潮時期。這一點你該了解吧?”
“大略知道一點,從媽媽那裡也聽說過一些,但很難說十分了解,感覺上覺得是遠古時代的事情。現在已經不是傳說時代了吧?我知道,你們這代人講起懷舊故事來就像享受自己的特權一樣。”
我只好苦笑。她說這些話時十分認真,對於她這一代人來說,那個時代確實與恐龍時代沒有什麼兩樣。甚至連現在的我都覺得那個時代是個奇妙的傳說中的時代。在他們這一代人看來,對那個年代的回憶,或許只不過就是我們這代人驕傲的懷戀。我對時代的變遷不很了解,我只是一個疲憊的中年酒精中毒症患者。過去的時代仿佛是一張褪色的照片,我一直躲在某處渾渾噩噩地沉睡,從來不想驅除那個時代的映像。可是現在,兩位死者撼動了我的印象。確實,我也感覺到了,我們是那個褪色的年代的產兒。
“那得從一九六九年講起。”
第六章
那天夜裡,我一個人上了樓頂的平台,在寒風刺骨的月夜中,澀谷的片片燈火在我面前閃閃爍爍,我一直眺望著不遠處的夜景。寒夜中萬籟俱寂,唯一能夠聽到的只有偶爾飛來的石子碰壁的聲音,聲音十分微弱,投石機也難以把石塊送上四樓的樓頂。再有的聲音就是我的歌聲了,我唱的是最新的金獎歌曲《長發少女》,這是時下走紅的一個演唱組合的名曲。我正唱到興頭上,突然一聲“五音不全”的乍喊嚇了我一跳。我回頭一看,穿著風衣的園堂優子呵著白氣走過來。
看見是她,我問了一句:“全體會議開得怎麼樣了?”
“正在進行。我累了,溜了出來。桑野還在那裡,回頭問他就是了。”
“嗯,可以問你個問題嗎?”
“什麼問題呀?”
“我五音真的不全嗎?”
“怎麼?你自己感覺不到嗎?”
“感覺不到。”
她搖了搖頭,一臉同情的樣子:“說實在的,跑調不知跑到哪裡去了。不過,你經常唱,還是能唱好的。喂,安田大禮堂都失守了,你卻還在唱這麼軟綿綿的歌曲,你想過那裡的情況嗎?”
“那我唱《國際歌》或《華沙勞動者之歌》,行吧?”
“傻樣!”
“我喜歡演唱組合,喜歡甲殼蟲樂隊。我會唱公牛樂隊的《天鵝淚》,唱給你聽好嗎?”
她像看見了毛毛蟲似的望著我,然後說了一句:
“你這個人的悟性,連昆蟲都跟不上。”
說完後,她趴到欄杆上。我們兩人都沉默了,眺望著澀谷的燈火。
“真沒有地方講理,你沒感覺到嗎?”
“什麼?”
“我們在這裡受困,安田大禮堂的人們那麼努力,可社會卻沒有一點改變。”
“是啊,澀谷、道玄坂的飯店都滿員了吧?”
如果在平時,恐怕她接著就要假裝打我,可這次她卻沒有任何反應。我多少感到有點意外地看著她,大概她受到刺激了吧?被困在這裡的人全都受到了震動。這天是1月19日,我們在當天夜裡的廣播中聽到安田大禮堂失守的新聞。
當時,我們被圍困在駒場校區的八號樓。駒場八號樓和東京大學在本鄉的安田大禮堂一樣,是教養系的標誌性建築。東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的教養系成員和“駒場共同鬥爭會”成員共七十多人,從一月十五日起就被圍困在八號樓上,其中有我們班三個人:桑野誠,園堂優子和我。大樓被某個政黨的青年組織M同盟從全國各地召集來的人包圍了,我們同外部的聯繫全部被切斷。他們要求我們取消無限期罷課活動,並解散我們的“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據說他們來了兩千多人。
我們法語班被困在這裡的三個人,可以說是個非常獨特的組合。桑野是我們的頭兒,思維縝密是他的顯著特點。駒場校區的共同鬥爭會理論班子的成員們都敬他幾分。他的頭腦中也有幾分夢想家的成分。他說起話來一向很沉穩,極少有被別人抓住話柄反駁的時候,但又並不是說具有十分的說服力。他那沉穩的話語,無論講的是什麼內容,在你從理論上領會之前,內容已經逐漸滲透你的腦髓,就像久旱的沙漠承受柔和的細雨一樣。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園堂優子是那種被稱之為幻想破滅型的激進分子中的知名人物,這樣說她也許不中聽,但她確實是這些極端分子中的精神前衛。近一年來,這位有著激進傾向的女子主宰著學校的劇團,有時甚至要強制我們買戲票去看他們的戲。坦率地講,以前我從沒看過那麼可怕的戲劇,劇情我記不清了,但她把在油漆桶中浸過藍色油漆的蘋果投向觀眾席的場景,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她的蘋果曾經擊中我的額頭,後來我向她提意見,她這樣回答我說,“難道你不感到幸運嗎?至少在那一瞬間,你得到了從無所作為的日常安逸中超脫的機會。”她的這套說法我根本理解不了。假若她是個男人的話,那時候很可能會一拳把我撂倒。其實,我在當時算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傢伙,“全體學生共同鬥爭會”的大部分成員在思想上都已經上升到決心鬥爭到底的高度,而我卻對那種姿態不以為然。在大家眼裡,我不過是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二桿子,很少有人願意與我搭腔。園堂曾經說我:“為什麼你的腦子這樣簡單?你怎麼就甘心像廢物一樣庸庸碌碌地生活呢?”我覺得,她的批評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了我當時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