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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其他問題時該怎麼辦？」畢大衛質問。
「首先要治療的是多重人格，」柯醫師說：「他或許有其他精神方面的問題──不同人格或許有不同的病症──但整體性的病症應先予以治療。」
「你認為他在雅典醫院接受的治療正確嗎？」
「是的。」
戈愛蘭將郭大衛醫師的文件遞給柯絲薇看，她點頭說那是最低的要求條件。
當證人供述證詞後，獲准留在法庭內聆聽會議的進行。
在他一生中這是他第一次的經驗。當天下午三點三十分，比利獲准為自己作證。
由於戴手銬，他必須吃力的將左手放在聖經上，將右手舉起。當他彎下腰試著這麼做時，只見他面帶微笑宣誓。宣誓之後便坐下來，抬頭看著法官。
「威廉．密里根先生，」金大衛法官說：「雖然你有權參加這次的公聽會，但你也有權保持沉默，無須回答提出的問題。」
比利點點頭。
戈愛蘭開始用低柔而且確定的態度直接詢問：「比利，你是否還記得10月12日在法庭上說過的話？」
「是的，我記得。」
「我想問你有關在利瑪醫院接受治療一事。你是否接受過催眠治療？」
「沒有。」
「群體治療？」
「沒有。」
「音樂治療？」
比利看著法官，「他們帶我們進入一個房間，房間裡有一架鋼琴，我們被要求坐在那兒，房裡沒有醫師。我們只是坐在那兒好幾個小時。」
「你對麥弗德醫師有任何信心嗎？」戈愛蘭問題。
「沒有，他開Stelazine給我服用，那種藥讓我混混沌沌的。」
「你如何描述自己受到的治療？」
「當我到達那兒時，被送進廿二號病房，一位醫師對我非常粗魯，我就去睡了。」
「比利，你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有多重人格的現象？」
「哈丁醫院。但是，直到我在雅典心理健康中心看到錄影帶，我才真正知道。」
「比利，你認為這種現象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我繼父對我做過的事。我不想當自己，我不想當威廉．密里根。」
「當你轉換成了另一種人格時，你可否舉個例子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天，我正站在我房裡的鏡子前刮鬍子。當時我有很多困擾，才剛搬到哥倫布市；而且我並不是在很和諧的氣氛下離家的，所以那種滋味不好受。我站在那兒刮鬍子，突然就好象燈被關掉一樣，四周變得很平靜。當我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正坐在一架噴射客機上，我真的是嚇壞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兒。直到飛機降落，我才知道那兒是聖地牙哥。」
法庭上鴉雀無聲，法官很專心的在聽，負責錄音的小姐抬頭望著比利，嘴巴大張，兩眼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畢大衛站起來進行交叉詢問。
「比利，你為何相信郭醫師而不相信利瑪醫院的醫師？」
「從我第一天見到郭醫師開始，我就對他有一股很奇怪的信任感。一年多前，當警察載我去那兒時，手銬銬得我很緊。」他將手上的手銬舉起來給大家看，現在的手銬銬得很鬆，「郭醫師指責他們銬得我太緊了，要他們將手銬打開。我很快就知道他是站在我這邊的。」
「在利瑪醫院裡，如果你合作的話，不是會有更好的治療嗎？」畢大衛問。
「我無法自我治療呀！」比利說：「A病房好象是菜市場──人來人往的。在雅典醫院，我也曾有過惡化的經驗，但我必須學習如何自我糾正，院方人員也知道如何處理──那不是懲罰，他們重視的是治療。」
最後，畢大衛說，站在州政府的立場，只需證明當事人是否有精神病、是否必須入院，不需證明診斷過程如何。他還說，目前唯一的最新證詞是來自郭醫師以及麥弗德醫師。郭醫師強調比利有精神病；麥弗德醫師則說，利瑪醫院是治療此患者最少限制的環境。
「我請求庭上，將當事人安置在利瑪醫院。」畢大衛說。
湯普森律師最後辯論中指出，今天出席法庭作證的證人，全是精神醫學界上的權威，他們全都同意當事人是多重人格者。「這件事一旦確定之後，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治療他？」湯普森繼續說：「依目前比利的精神狀態看來，上述的專家們同意，他應被送往最適合的地方──雅典心理健康中心去接受治療。他們也全數同意，這必須是長期的治療。10月4日，比利被轉移到利瑪醫院，負責治療的醫師表示，他不必參考以前的病歷，而且該醫師做下的結論是，比利對他自己與其他人是一種威脅。請問，他是如何做出這樣的結論的？依照以前的判決，法官先生，以及目前在公聽會上所提出的可笑證據，麥弗德醫師說比利有反社會行為傾向，還說比利並無改善的跡象；明顯的，麥醫師並非多重人格方面的專家。真正的專家意見，都傾向於支持比利。」
法官宣布，十天之內會做出決定。在此之前，比利仍將留在利瑪醫院。
1979年12月10日，法院做出以下的判決：
（1）被告的思想、情緒、理解力、適應力、記憶力均處於相當混亂的狀態中，導致損害他對現實的判斷、行為與辨認，因此診斷被告為精神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