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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了不少事。」
「戈愛蘭律師到達前，我們先私下談談。」
他們進入一間小會議室。《老師》前前後後告訴了作家有關槍擊事件、人格分裂、亞倫租了一輛新跑車、如果法院取消答辯機會，亞倫將啟程前往肯塔基繼續接受吳可妮博士的治療等等。
「上個月你失蹤時，冒充你與我談話的人是誰？」
「是亞倫，很抱歉。因為亞瑟知道，如果讓你發現我們再度分裂的話，你會很傷心。通常他並不關心別人。我唯一能做的假設是，槍擊事件影響了他的判斷。」
他們持續交談，直到戈愛蘭到達為止，然後就出發前往蘭開斯特法院。
戈愛蘭向庭上提出分別由喬哈丁醫師、吳可妮博士、柯絲薇醫師、郭大衛醫師以及譚如茜博士所提出的醫學報告。報告中，均一致同意，1974年12月的『公路休息站』騷擾案與1975年1月的『葛雷西藥房』搶案發生時，比利乃處於精神不健全的多重人格狀態中。他們也都同意，當時比利並無能力協助他的律師葛喬治為自己提出辯護。
檢察官路斯只傳喚了一位證人，即布朗醫師，他出席作證表示，被告十五歲時，他曾為被告診療，並且還送他到哥倫布市州立醫院住了三個月。他還表示，在最近的醫學科技下他會改變承認被告的病症為伴隨多重人格而產生的分裂性障礙。但他又說，檢察官曾派他前往雅典市與比利面談，在那次探望中，比利或許不是真的多重人格者，因為多重人格者通常不會知道其他人格做的事。
步出法院時，戈愛蘭頗為樂觀，比利也很欣喜，因為他十分確定傑克森法官會接受四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科醫師的證言，而不是布朗醫師。
法官向新聞記者透露，他將在兩個星期內做出決定。
9月18日，郭醫師見比利在公聽會後心情一直很高興，加上擔心他可能再遭槍擊，因此特別給予外出假。比利知道在妹妹家也不太安全了，所以決定前往納許維爾的「赫金汽車旅館」度假。他打算帶著畫架、顏料和畫布去那兒，不受干擾地盡情作畫。
星期二，比利用假名住進旅館。他試著放鬆心情，但由於太過緊張，如何也無法鬆弛下來。作畫時，耳邊盡傳來噪音。在搜索了房間和大廳之後，卻發現噪音竟來自腦袋裡──他自己的聲音。他試毫不聽，全神貫注在畫筆上，但那些人仍在談論，不是亞瑟也不是雷根，他無法立即辨認他們的口音，一定是那些《惹人厭的傢伙》！現在又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呢？他無法工作、無法睡覺，而且也因為擔心而不敢到妹妹家或返回雅典醫院。
星期三，比利打電話給盧麥克約他出來。盧麥克到達時，看見緊張不已的比利，於是打電話給郭醫師。
「反正你都值夜班，」郭醫師說：「今晚你就在那兒陪他，明天把他帶回來。」
有盧麥克陪伴，比利的心情輕鬆不少。他們在酒吧飲酒。比利談到希望接受吳可妮的治療。
「我會先在醫院裡待兩、三個星期，直到吳可妮博士認為我可以到外面租屋獨居為止。我想我辦得到，即使有困難，我也能處理。然後，我會開始接受治療，遵照她的指示去做。」
盧麥克靜靜聆聽比利未來的計劃、未來的新生活──只要傑克森法官能還他清白。
他們一直談到深夜，到了第二天清晨，兩人才上床睡覺。他們起床後吃過早餐，在星期四早晨開車回醫院。
回到病房後，比利坐在大廳里老想著為何無法做一件正正經經的事，總覺得自己像個低能兒。或許是因為失去了其他人格給予他的能力吧？亞瑟的機智、雷根的強壯、亞倫的流利口才、湯姆的電子知識等；他覺得自己愈來愈笨，壓力也愈來愈大。恐懼和壓力持續高漲，噪音也不斷擴大，色彩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他想回自己的病房，把門關上，大聲叫喊、大聲叫喊……
隔天，潘華達在咖啡店吃完午餐，同桌的朋友猛然離開座位跑向窗邊。潘華達轉身望去，目光凝視窗外的雨景。
「我看見有人，」朋友說，手還指著，「一個穿棕色軍用雨衣的人跑過雷契蘭大道橋，然後走下橋去了。」
「在哪兒？」潘華達踮起腳尖。但是，從飄雨的窗子，她只能看到橋上停著一輛車，駕駛員下車，朝橋的兩側張望，似乎在尋找橋下的東西或人。
潘華達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最好去看看比利在哪兒！」她在病房樓上樓下奔走，詢問其他護理人員和病患，並沒有人見到他。她查看他的房間，他那件棕色軍用雨衣也不見了。
查洛莉是病房主任，她走進護士站說有人打電話來，是另一位同事打來的，他曾看見比利在雷契蘭大道上。這時，郭醫師走出辦公室，說他也接到一通電話，說比利在橋上。
每個人都開始慌張起來，他們不希望安全人員去找他，因為制伏很可能會激怒比利。
「我去找他！」潘華達邊說邊拿起她的外套。
巴卡達警衛開車載她前往。到達之後，她走下橋，在交錯的管線間張望，然後順著河堤走去，什麼也沒看到。當她回來時，她看見先前那輛車的駕駛員，她很驚訝那個人仍在那兒。
「你是否看見過一位身穿棕色軍用雨衣的男子？」她問道。
那男子指向附近的大學會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