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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未見過什麼紙條通知，」茱迪說，同時將紙條歸檔。「紙片丟了。我的意思是，由於我們偉大的檔案系統，或許需要六個月或七個月的時間才能找到。」
接下來的幾天，另外四封解僱通知書都被藏到檔案櫃裡，而且當他們拒絕針對這些信件做任何回答，亞瑟最後也放棄開革他們的念頭了。
「提出精神異常的抗辯，我們是否就會贏？」茱迪問。
史凱瑞點燃菸斗吐出一口煙。「如果柯絲薇、譚如茜、郭瑪琳、喬哈丁和吳可妮願意做證，犯罪發生時，比利正處於精神異常的狀態。在俄州的法律規定下，我想我們會有很好的機會。」
「但以前你曾說，至今還沒有任何多重人格者在犯下重大刑案後，能以精神異常的理由脫罪。」
「這個嘛……」史凱瑞微笑道，「威廉．密里根將會是第一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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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喬哈丁醫生發現自己正在與良心交戰。他很清楚，比利毫無疑問已被融合或接近融合到可以接受法院審判的程度了，這已不再是問題。八月下旬的某個夜晚，喬哈丁尚未入睡，他正在審閱寫給佛傑法官的文件，心中思忖著，是否能以多重人格做為罪行抗辯的理由。
他非常在意所謂「罪行責任」的問題，他擔任自己的證詞會被他人誤用；果真如此，多重人格的治療將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包括病人、醫學界以及其他證人在內。但是，如果佛傑法官能接受他的說法──由於人格上的分歧導致犯罪行為而被判無罪開釋時──那麼這將會是俄亥俄州史無前例的判決，或許全國也說不定。
喬哈丁相信，比利對於十月下旬的罪行毫無控制能力。喬哈丁的主要任務是了解更多的實情並引導至一個更新的領域，以便未來遇到相同問題時，經由暸解比利可為未來的社會有所助益。為了這個案子，他打了不少電話向專家請教，或與其他同事商討。1978年9月12日，他寫了一篇長達九頁的報告給佛傑法官，在報告中他談到比利在醫學、社會以及心理方面的經歷。
「病患提到，」他這麼寫，「在他的家庭中，母親和小孩們均遭到肉體上的虐待，他自己就曾遭遇過殘暴的虐待，其中還包括肛交在內的性虐待。依照病患的說法，這是在他八、九歲時發的事，一共持續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通常是他與繼父在農場裡獨處時發生的。他說他很擔心繼父會殺他，他繼父曾威脅道：『我要把你埋在穀倉里，然後告訴你母親說你逃跑了。』」
在為整個案件進行分析時，喬哈丁指出，比利親生父親的自殺讓他失去了父愛和關懷，這令他處在「不理性的權力壓迫下，而極度的罪惡感導致他趨於緊張、衝突，同時造成一些幻想。」繼而「受到繼父為滿足本身的不平衡，強加在他身上的性行為與虐待。」
由於幼時的比利看見母親也遭繼父無情鞭打，此種經驗造成比利「有如身受母親的恐懼和痛苦一般……」同時也導致他「陷入焦慮、不安的精神分裂狀態，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迷幻世界中，而且他隨時都會發生不可預測並且由不同人格出現在夢境裡，這些事情再加上繼父的輕視、肉體上的虐待和性虐待等行為，終於造成人格不斷分歧的現象……」
喬哈丁醫師做了以下的結論：「我的結論是，病患已有能力接受審判，他的多重人格業已完成融合……同時我仍認為在此之前，病患的心智有障礙，因此他無法為1977年10月下旬所犯的罪行負責。」
9月15日，茱迪將答辯狀更改為：「無罪。由於被告精神異常，因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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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直到目前為止，關於這次的多重人格治療，社會大眾尚未知悉，只有相關的醫護人員、法官與辯護律師知道這件事，這是由於公設辯護律師堅持該項治療必須保密，否則如果讓媒體發現了，治療和審判都將更形困難。
蔡伯納檢察官也同意，他不贊成對外宣布，更何況法院也尚未進行任何聽證。
但是，9月27日早晨，《哥倫布市快報》的頭條新聞卻刊登：
性格「融合」只為接受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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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報上的新聞在哈丁醫院傳開時，醫院同仁便鼓勵比利自己向其他病患說明，以免他們輕信來自外界的不正確傳言。於是，比利告訴小組內的其他病患他曾被控訴的罪行，但因為他是人格分裂者，所以連他自己也不確定這些罪行是不是他犯下的。
電視晚間新聞也播報了相同的消息，比利看了之後，含淚回到自己的房間。
幾天後，比利畫了一幅畫，畫中的年輕漂亮女孩有一雙怪異的眼神，根據葛蘭護士報告指出，那是阿達娜的畫像。
10月3日，史凱瑞駕駛旅行車前來探望比利，這樣就方便載回比利的畫作。他向比利解釋，茱迪正與她丈夫前往義大利渡假，所以無法參加公聽會，但她會趕回來參加法庭的審判。他們並肩而行。言談中，史凱瑞為了讓比利有心理準備，所以他告訴比利，在公聽會舉行前，比利可能會被移往富蘭克林郡立監獄拘留。
喬哈丁非常確定比利的人格已完成融合，從比利目前不再有分裂的表現，以及比利本人似乎已具有各種不同人格的氣質現況中，他相信任務已經完成。起初，他會看到某個人的一部份和另一個人的一部份，但逐漸地，他覺得那是一種均衡現象，醫院人員也有同感，所有各種不同人格的特徵已可在一個人──威廉．密里根──的身上看見。喬哈丁表示，他的病人已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