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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使得約瑟夫·戴維斯不敢亂說。關於伊甸園和約拿的爭論過去了。他只有正視歷史和社會。基督教和教堂，獨裁和政治機構，社會等級，好像都在模模糊糊之中瞪著眼睛朝他看。“對我們進行質疑沒什麼好處”，他們似乎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起著作用（他們似乎是在起作用）”。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實？
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偶爾或談或思考，似乎思考了很多並相信自己確實思考了很多。那個孩童時代就百思不解的二元論問題看起來一點沒有得到解決。世界即此的觀點不再是他批評的主要對象，但卻使他創造出世界可能即此的又一種看法。這個表面一切順理成章的世界也許從根本上講是矛盾的，但結構上卻是一致的。既容納了浩瀚的謊言又讓人對它有不斷的擔憂。事情就是這樣。
這件事延續了這麼久。有一段時間他有些搖擺。一方面是描寫目前生活色彩明快的故事，窗前的故事，母親膝頭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為人們接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可以得到生活的指導，這裡有穩定的政府，合理的社會秩序，能戰勝任何挑戰的機構，善行受讚美，是非有明斷，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另一方面，要反對這個世界就如同用暗示的話語，不和諧的聲音，陰暗處的竊竊私語，和模糊不清的威脅來講述一個遮遮掩掩的故事。在那個批評現實生活的陰影中的世界裡沒有他的位置，也沒有向他提供任何東西。沒有具體形狀只有疑問。色彩明快的故事似乎最安全，最明白，最適合他成熟的想像；於是，他盡最大努力告訴自己，那一點異議和不和諧的想法，最好留在大腦中等待成熟。
在大學的三四年裡，我們都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我們選擇自己的道路，以後回頭的機會會很小。約瑟夫·戴維斯先生思路敏捷，文筆流暢，早就開始寫作，而且在來牛津之前就已經寫得非常好了。總之，他選擇了寫作。他父親留給他一筆豐厚的錢財，況且他也沒有非得為線工作的壓力。他決定寫生活中勇敢的有信心的方面。他要使自己出名。於是，他開始寫激勵人們精神的書，對異議和懷疑做無情的嘲笑。“我寫的東西，”他說，“應該有旗幟飛揚，鼓角爭鳴。不吹毛求疵，不顛覆破壞。”社會學就要過時了。因此，他委身其中。他先以成功的勇敢的歷史故事為開端，接著寫有史記載的輝煌壯麗的歷史片斷。
《理查王和薩拉丁》是他的第一部書，接著是《唱歌的水手》，然後是《錘擊劍舞》，再後來，他圍繞人的事跡，講述亞歷山大、凱撒和成吉思汗快樂的歷險，還有伊莉莎白時代海盜和探險者以及諸如此類的故事。然而，由於他天生善於寫作並具有特殊敏感的天性，所以他寫的越多，也就讀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想的——這是最糟的——也越多。
他不應該想。當他選擇了立場，他就應該像一個有理性的人，停止思考。
除此之外，一些人對他批評得十分尖銳，對一個完完全全的勝者來說，他對批評實在太在意了。
他開始對自己要做什麼猶豫不決起來。也許他正處在年輕人“成長”的第一個微妙的衰退期，一個任何年齡都可能出現的階段。他寫作時的輕鬆和自信在減弱，明顯的陰影出現在他的英雄形象上。他有時會接受非常破壞性的事件，但接著又為此道歉。他發覺這樣使得他的一些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卻影響了他直率的風格。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失去了內心的靈活性，但卻在暗暗地為此擔憂。
然後，他勇敢地但也許是不明智地決定，用一種將人類歷史刻意浪漫化了的形式對懷疑的事物，對實利主義和悲現主義進行最猛烈的攻擊。它將是一部向人類證明上帝行為的世界史，同時也向人類自己證明自己的行為方式。它將是一場偉大的遊行——一場人性的演示。
出於某種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搞清楚的原因，他沒有從創世之日而是從沙那平原寫起，通過智慧老人回顧歷史之口來講述早期歷史。從遍布世界的巴比倫通天塔開始。
公正頭腦看待的歷史常常留有餘地，以便對複雜糾葛進行分析，並且不顯示人都在得勝，正確總占上風——從長遠的角度看，這是對的。《人類的傳統，承諾與鬥爭》——他正在考慮的幾個題目中的一個——就意味著除了其他事件還有與邪惡事實的爭鬥。有時事實會非常頑固和邪惡。
他在黑死病這一事實上陷入困惑。他寫了關於災難使人高貴的一章——現在認為寫得太草率了——三種災難依次為：洪水，火災，鼠疫。為此他不得不閱讀大量有關書籍。他終於找到寫作的切入口，並受保羅·庫如夫《微生物的獵手》一書的鼓勵，借用作者的材料，再注入宗教信仰，然後擴展他的著說，解釋這些嚴加看守的黑禍是如何在整個歷史中一直是人類靈魂的興奮劑（好在再也不那麼急切地需要了）。然而他發現黑死病流傳期間人類英雄行為的記錄非常少。所有記錄下來的內容都是關於那個時期是如何的恐怖，我們人類的行為，充其量，也不比吃了毒藥的老鼠的驚慌失措好多少。不管怎樣，這就是歷史記錄所顯示的東西。儘管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字裡行間尋找英雄業績，儘管他以詩人的情感在研究中加上了一點兒創新——直感，讓我們這樣說。雖然他知道這是一種危險的情感。直感太多可能會貶損其學術性，使他成為空談家，而其他同行只會樂得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