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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進入城堡以後呢?弗立克十分清楚，沒有哪個德國女人會在法國當清潔工。葛麗泰怎麼才能矇混過關?話說回來，德國人大概不會發現她的口音，但法國人會發現。讓她不要對任何法國人開口說話?假裝她得了喉炎?

　　  她或許能僥倖對付過去幾分鐘，弗立克想。

　　  雖說這不是一個萬全之策，但比其他幾個辦法都好。

　　  葛麗泰唱了最後一首歡快的布魯斯歌曲《廚房男人》，歌詞充滿了雙關語。觀眾喜歡其中那句“我吃下了他的油炸圈，只把裡面的洞留下”。葛麗泰在熱烈的掌聲中離開舞台，馬克站起身，說：“我們去更衣室找她談談。”

　　  弗立克隨他進了舞台旁邊的門，向下經過一段臭烘烘的水泥走廊，到了一塊昏暗的區域，到處堆著啤酒和杜松子酒紙箱。這裡就像一個破敗的酒吧下面的酒窖。他們走近了一扇門，門上有一張用圖釘固定的粉紅色明星剪紙。馬克敲了敲門，不等裡面回應就把門打開。

　　  小房間裡有一個梳妝檯，鏡子四周是明亮的化妝燈，一隻凳子，一張葛麗泰・嘉寶的《雙面女人》電影海報。一頂精心製作的金色假髮放在一個人頭形狀的架子上。葛麗泰在舞台上穿的紅色裙裝掛在牆壁的掛鉤上。弗立克驚訝地看到，面對鏡子坐在凳子上的，是一個長著胸毛的年輕男子。  

　　  她倒吸了一口氣。

　　  沒錯，這就是葛麗泰。那張臉帶著濃妝，嘴唇塗得十分鮮艷，還戴著假睫毛，眉毛也拔得很整齊，一層妝粉掩蓋了黑色的胡茬。頭髮剪得很短，顯然是為了戴假髮。那假胸大概是嵌在衣服裡面的，但葛麗泰的長襪只脫掉了一半，腳上還穿著高跟鞋。

　　  弗立克轉過頭，對馬克指責道：“這你怎麼不早說!”

　　  他哈哈一笑。“弗立克，認識一下格哈德，”他說，“他就喜歡別人認不出來。”

　　  弗立克見格哈德對此也很高興。當然了，她把他當成了真正的女人，這讓他很快活。這是對他的才藝的獎賞，她的反應對他來說並非無禮，完全不會傷害他。

　　  但他是一個男人，她想要的是一個女電話機械師。

　　  弗立克一下子失望透頂。葛麗泰本來會成為整個拼圖的最後一塊，有了這個女人，團隊就建成了。現在，任務又陷入懸而未決之境。

　　  她對馬克發起火來。“你簡直太壞了!”她說，“我還以為你能解決我的問題，可你只會開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馬克氣憤地說，“如果你想找一個女人，就找葛麗泰好了。”

　　  “我不能這麼做。”弗立克說，這想法太荒謬了。

　　  真的不能嗎?葛麗泰矇混了她的眼睛，她也同樣可能騙過蓋世太保。如果他們抓住他，把他剝乾淨了，那就露餡了，但如果真到了那個地步，整個計劃也已經完蛋了。

　　  她又想到了特別行動處的組織關係，想到了軍情六處的西蒙・福蒂斯丘。“上級領導不會同意的。”

　　  “那就不告訴他們。”馬克出主意說。

　　  “不告訴他們!”弗立克開始很吃驚，但馬上覺得這辦法也不錯。如果葛麗泰能騙過蓋世太保，她也同樣可以騙過特別行動處的人。

　　  “行嗎?”馬克問。

　　  “行嗎?”弗立克重複著這個問題。

　　  格哈德說：“馬克，親愛的，你們這是在幹嗎?”他的德國腔比唱歌的時候還重。  

　　  “我也不太清楚，”馬克對他說，“我妹妹乾的是保密工作。”

　　  “我給你解釋，”弗立克說，“但首先你要告訴我，你是怎麼來倫敦的?”

　　  “哎呀，我親愛的，打哪兒說起呢?”格哈德點著了一支煙，“我是從漢堡來的。那是十二年前的事兒了，當時我十七歲，還是個電話機械學徒工。那座城市很美，有酒吧，夜總會，裡面都是享受上岸假期的水手。那是我度過的最好時光。十八歲時，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愛，他叫曼弗雷德。”

　　  格哈德的眼裡充滿了淚水，馬克握起他的手。格哈德抽泣著，用一種毫無女人氣的姿態繼續說：“我一直喜歡女人衣服、花邊內衣和高跟鞋，還有帽子、手袋什麼的。我愛聽長裙擺動的沙沙聲。可那些日子我弄得粗糙極了，我都不知道怎麼塗眼線。曼弗雷德一樣一樣地教我。他不穿女人衣裳，你知道。”格哈德的臉上現出一絲愛憐，“事實上，他非常男性化，在碼頭當搬運工人。但他愛看我裝扮，教我怎麼做才對。”

　　  “你為什麼要離開呢?”  

　　  “他們帶走了曼弗雷德。那些該死的納粹，親愛的。我們在一塊待了五年，但有一天晚上他們來抓他，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他可能已經死了，我覺得單是坐牢就會讓他死掉，但我什麼把握也沒有。”眼淚溶化了他的睫毛膏，在他撲了粉的面頰上流出一條條黑線，“他也可能活著，待在哪個該死的集中營里，你知道。”

　　  他的悲傷感染了弗立克，她強忍下淚水。到底是什麼東西鑽進了那些人的大腦，讓他們去迫害別人?她問自己，到底是什麼東西，讓納粹折磨像格哈德這種不會對他人造成任何傷害的怪人?

　　  “後來我就到了倫敦，”格哈德說，“我父親是英國人。他原來是利物浦的水手，在漢堡下船時遇到了一位漂亮的德國女孩，跟她結了婚。他在我兩歲的時候死了，因此我根本不了解他，但他給了我他的姓氏——奧瑞利，我也一直擁有雙重國籍。不過，1939年，為了弄護照還是花光了我的所有積蓄。回過頭看，我走得正是時候。好在哪個城市都需要電話機械師，所以我來到這兒，在倫敦成了一個受歡迎的變裝女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