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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拿點兒吃的。”她按了一下鈴，一分鐘後一個老年法國侍者敲了敲門。史蒂芬妮知道迪特爾愛吃什麼。她要了一盤火腿片，幾個熱乎乎的麵包卷和土豆沙拉。“來點酒嗎?”她問。

　　  “不，喝了酒我就會犯困。”

　　  “那麼，再來一壺咖啡。”她對侍者說，這男人走後，她便坐到迪特爾的沙發旁，拉起他的手。“一切都是按計劃進行嗎?”

　　  “是的。隆美爾對我很是褒獎了一番。”他焦慮地皺起了眉頭，“我只希望我活得不辜負對他的承諾。”

　　  “我相信你會的。”她沒有詢問詳情。她知道，他想告訴她的自然都告訴她了，此外不會多說什麼。

　　  迪特爾憐愛地看著她，不知道是否該把腦子裡想的事情說出來。這可能會破壞這愉快的氛圍——但還是應該把它說出來。他又嘆了口氣說：“如果入侵成功了，盟軍會贏回法國，那樣的話，你和我也就結束了。你知道的。”  

　　  像有種突然的疼痛讓她身子一抖，她放開他的手說：“我知道。”

　　  他知道她丈夫在戰爭開始不久就被殺了，他們兩個沒有孩子。“你還有其他家人嗎?”他問她。

　　  “我父母在幾年前死了。我在蒙特婁有個姐姐。”

　　  “也許我們應該考慮一下，把你送到那兒去。”

　　  她連連搖頭說：“不。”

　　  “為什麼?”

　　  她躲閃著他的眼睛。“我只是希望戰爭能夠結束。”她喃喃地說。

　　  “不，你不希望。”

　　  她眼裡閃過一絲怒色，這很少見。“我當然希望。”

　　  “你真有點兒一反常態。”他不無輕蔑地說。

　　  “你不能認為戰爭是一件好事!”

　　  “要不是戰爭，你和我就不會在一起。”  

　　  “但是，那一切一切的痛苦呢?”

　　  “我是一個存在主義者。戰爭讓人成為他們真正的自己——虐待狂成為施刑者，精神病患者組成勇敢的一線部隊，惡霸和受害者們有了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機會，妓女也整天忙不停。”

　　  她很生氣。“這下可把我的角色說清楚了。”

　　  他輕撫她那柔軟的面頰，用指尖碰著她的嘴唇。“你可是個官場交際花——還是個老手。”

　　  她把頭轉到一邊。“你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是順著調子瞎編，就像你坐那兒彈鋼琴一樣。”

　　  他笑著點點頭，他可以彈上一點點爵士樂，這讓他的父親心灰意冷。比喻很恰當，他只是在梳理著各種念頭，而不是表達某種確定的結論。“也許你說得對。”

　　  她的怒氣散了，一臉很難過的樣子說：“你是說如果德國人離開法國，我們就會分開嗎?”

　　  他摟著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這裡。她放鬆下來，把頭放在他的胸口上。他在她的頭上吻了一下，撫摸她的頭髮。“不會發生這種事。”他說。  

　　  “你肯定嗎?”

　　  “我保證。”

　　  這是一天內他第二次作出自己或許無法信守的承諾。

　　  侍者帶著午餐回來，魔力被打破了。迪特爾累得幾乎忘了飢餓，但他吃了幾口，喝完了咖啡。然後他又洗漱、刮臉，感覺好了很多。他正穿一件乾淨的制服襯衫時，黑塞中尉來敲門了。迪特爾吻了一下史蒂芬妮，走了出去。

　　  汽車避開剛被封鎖的街道，頭天晚上這裡又挨了轟炸，火車站附近的一整排房子被炸毀了，他們離開城鎮朝聖-塞西勒進發。

　　  迪特爾對隆美爾說，審訊囚犯能讓他在入侵到來之前削弱抵抗力量，但隆美爾與所有軍事指揮官一樣，對這一承諾有所顧慮，也許現在正期盼著看到結果。不幸的是，審訊什麼都保證不了。聰明的犯人說起謊來讓人無法核實。酷刑難以承受時，他們還會用各種天才的方式自殺。如果某些抵抗組織的安全措施很嚴，那麼每個人對他人只有最低限度的了解，有價值的信息很少。最糟糕的是，背信棄義的盟軍可能把虛假信息灌輸到他們腦子裡，因此，當他們在酷刑下終於屈服，招供出來的卻是欺騙計劃的一部分。

　　  迪特爾開始調整自己的情緒，他需要徹頭徹尾的鐵石心腸和心機策略，他不能讓自己為即將施加給別人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所觸動。重要的是這種辦法是否有效。他閉上了眼睛，感到微妙的寂靜沉入內心深處，那是一種熟悉的刻骨寒氣，有時會讓他想到死亡本身。  

　　  汽車開進了城堡的院子。工人在修理破碎的玻璃窗，填補被手榴彈炸出的大洞。在裝飾華麗的大廳里，接線員們用那種恆久不變的聲調對著麥克風低語。迪特爾和緊隨其後的漢斯・黑塞大步走過東側翼一個個比例勻稱的房間。他們下樓進入戒備森嚴的地下室，門口的哨兵敬了禮，沒有再攔穿著制服的迪特爾。他找到那個標著“審訊中心”的門，走了進去。

　　  在外間，威利・韋伯坐在桌邊。迪特爾喊了一聲：“希特勒萬歲!”致舉手禮，迫使韋伯站起來。迪特爾隨後拉過一把椅子坐下，然後又說：“請你坐下，少校。”

　　  韋伯在自己的總部被人請坐，氣不打一處來，但他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