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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傾訴，只有我自己……

　　  在戰前，公寓和大部分家具屬於一個來自里昂的工程師，他靠製造小型電器、吸塵器、收音機和門鈴而發跡。迪特爾是從他的鄰居，一位有錢的寡婦那裡得知這些的，她的丈夫曾是三十年代法國的法西斯黨的領導人物。她說，這個工程師是個庸俗的暴發戶，他請人選擇搭配合適的壁紙和古董，但搜羅這些精美的物件只是為了取悅他妻子的那些朋友。他後來去了美國，那兒的人全都庸俗不堪，寡婦說。她很高興這套公寓現在有一個真正欣賞它的房客。

　　  迪特爾脫掉外套和襯衣，把臉和脖子上沾染的巴黎的污垢清洗掉。然後他穿上一件乾淨的白襯衣，在法國式的袖口插上金鍊扣，選了一條銀灰色的領帶。他一邊系領帶，一邊打開收音機。從義大利傳來的都是壞消息。播音員說，德國人在激烈奮戰，嚴守後衛。迪特爾推測羅馬最近幾天就會失守。

　　  但義大利不是法國。

　　  他現在要等待有人發現費利西蒂・克拉萊特。當然，他不能肯定她會經過巴黎，但除了蘭斯以外，這裡無疑是最有可能發現她的地方。不管怎樣，他也只能做這麼多了。他真希望他能把史蒂芬妮從蘭斯帶來。不過，他需要讓她占著杜波依斯大街上的房子。可能會有更多的盟軍特工降落地面，找上門來。重要的是巧妙地把他們引入羅網。他已留下指令，他不在的時候絕不能拷打米歇爾和鮑勒大夫，他留著他們還有別的用處。  

　　  冰箱裡有一瓶唐培里儂香檳。他打開瓶塞，往一隻水晶高腳杯里倒了一些。然後，帶著一種美好生活的心境，他在桌邊坐下，讀他收到的一封來信。

　　  信是他的妻子沃特勞德寫來的。

　　  我親愛的迪特爾：

　　  我很遺憾我們不能在一起慶賀你的四十歲的生日。

　　  迪特爾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他看了看卡地亞座鐘上的日期。今天是六月三日。今天他就滿四十周歲了。他又倒上一杯香檳以示慶祝。

　　  他妻子的信封里還裝有另外兩封信。他七歲的女兒瑪格麗特(大家都叫她茂西)，給他畫了一張畫，畫上他穿著軍裝站在艾菲爾鐵塔前面。畫裡面的他比鐵塔還高：小孩子都是這麼誇大自己父親的。他的兒子魯迪十歲，寫的信更像一個大孩子，用的是藍黑色的墨水，字體精緻圓潤。

　　  我親愛的爸爸：

　　  我在學校里表現很好，但里希特博士的教室被炸毀了。幸運的是當時是在夜裡，學校裡面沒人。

　　  迪特爾痛苦地閉上眼睛。想到自己的孩子們居住的城市挨了炸彈，讓他實在無法忍受。他詛咒著英國空軍的殺人兇手，儘管他很清楚德國的炸彈也投向英國學校的孩子們頭上。  

　　  他看著辦公桌上的電話，打算給家裡打個電話。電話恐怕很難打通，法國電話系統超載，加上軍事通話優先，私人電話可能要等好幾個小時才能接通。不過他還是決定試試。他突然十分渴望聽到他的孩子們的聲音，讓自己確信他們仍然活著。

　　  他正要去抓電話，它卻搶先響了起來。

　　  他拿起聽筒：“我是法蘭克少校。”

　　  “我是黑塞中尉。”

　　  迪特爾的脈搏快了起來。“你已經找到費利西蒂・克拉萊特了?”

　　  “沒有，但有件事情也一樣不錯。”

　　  36

　　  弗立克曾來過里茲一次，那是戰前她在巴黎上學的時候。她跟一個女友戴著帽子，臉上化了妝，還穿戴了手套長襪之類，從大門走進走出，就好像她們每天都過這種日子一樣。她們去飯店內部拱廊里的商店轉悠，衝著那些圍巾、自來水筆和香水上標著的荒唐價格傻笑。她們坐在大廳里，裝作在等一個遲遲不到的人，對那些進來喝茶的女人的穿著說三道四，而她們自己連一杯白水都不敢點。那些日子，弗立克省下每個便士去買法蘭西劇院的便宜票。  

　　  法國被占領後，她聽說主人試圖儘量把飯店正常經營下去，儘管很多客房都被納粹頭目長期包租下來。她今天既沒戴手套，也沒穿長襪，但她給臉上撲了粉，時髦地歪戴著貝雷帽，她指望戰時來飯店的主顧有些也跟她一樣，不得不在裝扮上馬虎一點兒，得過且過。

　　  在飯店外的旺多姆廣場上，停著一溜灰色的軍車和黑色的高級轎車。在大樓的正面，六面猩紅色的納粹旗子炫耀般地在微風中呼啦啦搖擺著。一個戴著高帽子、穿紅色長褲的門警懷疑地打量著弗立克和魯比，說：“你們不能進去。”

　　  弗立克穿的是淡藍色的套裝，到處皺皺巴巴，魯比穿著一件藏藍色長衣，外加一件男式雨衣。她們穿的不是在里茲大飯店用餐的衣服。弗立克試著模仿法國女人被下等人激怒時的傲慢樣子。她把鼻子往上一揚，問：“怎麼回事?”

　　  “這個入口是給高層人物預留的，夫人。即便德國上校也不能從這兒進，你繞到附近的康朋街，從後門進去。”

　　  “隨你了。”弗立克用一種厭倦的口氣，頗有氣度地說。但實際上，她倒十分慶幸他沒說她們的裝束不得體。她和魯比快步繞過街區，找到了它的後門。

　　  大廳里燈光明亮，兩側的酒吧里坐滿了穿晚禮服或者制服的男人。交談匯集的嗡嗡聲中滿是德語的輔音，而不是法語那懶散的元音。這讓弗立克覺得自己好像走進了敵人的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