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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特別行動處的F部分在法國有一百多名特工——實際上，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那邊，”格雷夫斯說道，“當然，他們下邊還有成千上萬的法國抵抗運動戰士。最近幾周我們已經給他們空投了幾百噸的槍枝、子彈和炸藥。”
這是一種打官腔式的回答，保羅想，什麼都說了，又什麼都沒說。格雷夫斯還想說什麼，但蒙蒂插了進來，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他們到底會有多大成效?”
公務員遲疑了一下，這時福蒂斯丘跳了出來。“我不抱什麼指望。”他說，“客觀地說，特別行動處不會有什麼特殊表現。”
他話裡有話，保羅聽得出來。軍情六處的老資格間諜倚老賣老，討厭特別行動處的新人。抵抗組織襲擊德軍設施，惹得蓋世太保到處調查，有時候就會抓走軍情六處的人。但保羅站在特別行動處一邊，打擊敵人本來就是整個戰爭的目的。
這裡在玩什麼樣的把戲?是軍情六處和特別行動處之間在公對公扯皮?
“你如此悲觀，是否有什麼具體原因?”蒙蒂向福蒂斯丘發問。
“昨天夜裡的慘敗就能說明問題，”福蒂斯丘隨即回答說，“一個抵抗小組在特別行動處指揮員的領導下襲擊了蘭斯附近的一個電話交換站。”
匹克福德將軍第一次開口說話了：“我記得我們的策略是不要攻擊電話交換站——入侵成功後我們還用得著它們。”
“你說得很對，”蒙蒂說，“不過聖-塞西勒是個例外。它是新電纜線進入德國的節點。柏林最高統帥部和駐法德軍部隊之間的電話和電傳大多都從那個樓里經過。敲掉它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危害——我們又不往德國打電話——但這會給敵人的通信造成重大混亂。”
匹克福德說：“他們會改用無線通信的。”
“一點兒不錯，”蒙蒂說，“但到那時候，我們就能破解他們的信號。”
福蒂斯丘插了一句：“多虧我們那些布萊切利的密碼破譯專家。”
保羅了解一個鮮為人知的內情：英國情報部門破解了德國人所使用的代碼，因此可以讀取敵人大部分的無線電通信。軍情六處為此頗為得意，但說實話，這件功勞並不該算到他們頭上。破譯工作並不是由情報人員，而是由一幫東拼西湊的數學家和填字拼圖愛好者完成的，他們要是在平常日子進入軍情六處，肯定是要被抓進來的，因為這個機構痛恨知識分子、共產分子和同性戀。但對密碼破譯的領頭人、數學天才阿蘭・圖靈【8】來說，以上這三種人他都是。
然而，匹克福德說對了，如果德國人無法使用電話線，他們就不得不使用無線電，那麼盟軍就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摧毀聖-塞西勒的電話交換站給了盟軍一個至關重要的有利條件。
可是任務已經失敗了。“誰負責的?”蒙蒂問道。
格雷夫斯說：“我還沒有見到完整的報告——”
“我可以告訴你，”福蒂斯丘插嘴說，“克拉萊特少校。”他停頓了一下，“一個女孩。”
保羅聽說過費利西蒂・克拉萊特。她在那個了解盟軍秘密戰爭的小圈子裡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她在法國以掩護身份待的時間比誰都長。她的代號是“雌豹”，有人說她在被占領的法國街道上四處活動，腳步悄然無聲，恰似那危險的貓科動物。他們還說，她外表漂亮，但有一副鐵石心腸，她不止一次下手殺人。
“到底怎麼回事?”蒙蒂說。
“規劃不周，指揮官缺乏經驗，戰士不懂紀律，每個人都各自為戰，”福蒂斯丘回答，“那幢建築並沒有重兵把守，但德國人是訓練有素的部隊，一下子就消滅了抵抗力量。”
蒙蒂面帶慍色。匹克福德說：“看來我們不應過多依賴法國抵抗組織去擾亂隆美爾的補給線。”
福蒂斯丘點了點頭。“轟炸終歸是更為可靠的手段。”
“我不知道這公不公平，”格雷夫斯抗議道，但顯得有些無力，“轟炸機指揮部也有成有敗，而特別行動處其實花費不多，很合算。”
“老天在上，我們到這兒來不是為了對誰公平不公平的。”蒙蒂怒氣沖沖地說，“我們只想贏得戰爭。”他站了起來。“我看我們已經聽夠了。”他對匹克福德將軍說。
格雷夫斯說：“但是，電話交換站的事情該怎麼辦?特別行動處拿出了一個新的計劃——”
“天哪，”福蒂斯丘打斷他，“我們不希望再來一場混亂，對吧?”
“炸掉它。”蒙蒂說。
“這個我們試過，”格雷夫斯說，“他們擊中了大樓，但破壞並沒有讓電話交換中斷太久，也就幾個小時。”
“那就再炸它一次。”蒙蒂說，轉身往外走去。格雷夫斯氣急敗壞地瞪著軍情六處的人。“你瞧，福蒂斯丘，”他說，“我想說……真是的。”
福蒂斯丘沒搭理他。
他們都離開了房間。外面的走廊里站著兩個人，一個是五十歲左右的男人，穿著花呢夾克，另一個是個頭不高的金髮女人，褪色的棉布裙外面套了一件舊的藍色開衫。兩個人站在運動會獎品展台前面，看上去就像學校校長在跟女學生聊天，只是這個女學生還帶了一條亮黃色的圍巾，而在保羅看來，那條圍巾的系法無疑帶著一種法國風情。福蒂斯丘匆忙從他們身邊走過，但格雷夫斯站住了。“他們拒絕了。”他說，“他們要再次轟炸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