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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麼?一根香菸外加半打啤酒?”
“你真能講笑話。像你這麼見多識廣的人，一定知道愛爾蘭式早餐是什麼。”
我點點頭。“心臟病特餐，對吧?燻肉、蛋和香腸。”
“還有炭烤番茄。”
“啊，健康食品。”
“還有黑布丁①，”他說，“這玩意兒還不好找。你想吃什麼?我要點愛爾蘭式早餐。”
①黑布丁(black pudding)又稱血布丁，即血腸，主要原料為豬血或雞血加上碎肉。
我告訴女招待我也一樣，另要一杯咖啡。喬說他喝一杯伏特加就夠了，不過她可以給他一瓶啤酒，用愛爾蘭啤酒搭配早餐，不過不要健力士①。她建議豎琴牌，他說這個應該不錯。
①一種啤酒，產於愛爾蘭，是世界著名的黑啤酒。
我認識喬已經二十幾年了，不過從不認為我們之間有親密的友誼。這些年他是中城北區分局的警探，就在西四十五街的老警察局工作，我們多年來發展出一種工作關係。我會找他幫一些忙，也會報答他，有時是給現金，有時是送人情。他時不時會介紹客戶給我。我們的關係曾經很緊張，我和一名職業罪犯的友誼始終讓他覺得不舒服，而他酒喝下肚後的態度也讓我難以把他視為好朋友。不過我們已經認識得太久，知道如何維繫交情，那就是忽略自己不喜歡的部分，保持親近而又不至於太親密。
我們的食物陸續上來時，他告訴我他已經遞交了退休申請。我說他恐嚇說要辭職已經很多年了，他說他幾年前就已經填好所有表格準備離開，接著世貿雙塔垮了。“我沒有時間退休，”他說，“雖然有些人照樣退休，但誰能怪他們呢?他們已經無心工作了。我呢，我早就無心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杯水車薪。不過‘九一一’時，我設法說服自己，說人民需要我。”
“我可以想像。”
“所以我比原計劃多留了三年，也不知道這三年裡我做了什麼有用的事情。總之，現在我不幹了。今天星期幾，星期三嗎?下星期五就是我最後一天上班了。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搞清楚我的餘生到底想做什麼。”
這就是他邀我共進晚餐的原因，在這個滿是鬼魂的店裡。
三十多年前，我從紐約市警察局辭職。之後沒多久，我也辭掉了為人丈夫、為人父親的角色，然後從一幢位於長島的舒適郊區洋房搬到西北旅館—個簡樸的小房間。我不常待在那個房間裡。附近位於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間的第九大道上，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成為我的客廳兼辦公室。我在那兒見客戶、吃飯，社交生活也以那裡為中心。同時我在那裡喝酒，一天又一天。當時我天天喝酒。
我就這樣過日子，儘可能地撐了很久。然後就像老人們所說的，我把酒瓶用塞子塞住。沒事的時候我不再去吉米的酒館，而是去兩個街口外的聖保羅教堂地下室。我還去其他教堂的地下室和大廳，尋找一些事物，填補過去曾被酒所占據的空虛。
在那段時間裡，吉米的店租約到期，於是往西南搬了一點，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的交會口。我戒酒後就跟吉米的舊店保持距離，他們搬了新家後好一陣子我也同樣迴避。我再也不會天天去那裡了，不過後來埃萊娜和我偶爾會進去吃頓飯。吉米那兒的食物向來很好，而且廚房開到很晚，所以夜裡從戲院或林肯中心看完表演出來後，去那裡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去參加了吉米的葬禮，在西四十四街的一個殯儀館，有人放了一首他最喜歡的歌。那是戴夫·范·羅克①的《最後的召喚》，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喝了一夜的威士忌之後，有人放給我聽的。我讓他放了一遍又一遍。比利·基根當時替吉米工作，星期一到五晚上在店裡當酒保。他早就搬到加州去了。而寫下這首歌並以無伴奏方式清唱的范·羅克則比吉米早一兩個月去世，所以我就坐在那兒，聽著一個死人唱歌獻給另一個死人。
①戴夫·范·羅克(Dave Van Ronk，1936-2002)，愛爾蘭鄉村歌手。
一兩個星期後，他們在酒吧里替吉米守靈，我也去了，但沒待多久。出席的人中有幾個我已經多年不見，看到他們真好，但是離開那兒回家對我來說是個解脫。之後一個夏日夜晚，就在那家店確定賣掉後，為了處理存貨，讓大家免費喝酒。有好幾個人都告訴我一定要去，但我根本不考慮。我待在家裡看揚基隊的棒球賽。
而現在我在這裡，面對著一屋子的鬼魂。曼尼·卡雷什是其中之一。我認識他時，酒吧還在第九大道的老地方。他幾乎天天都會來吉米的店裡，喝一兩杯啤酒，跟護士打情罵俏。他也參加了守靈，那是當然的，酒吧賣掉前的最後一夜他應該也想去，不過我不知道他去成沒有。他在守靈會上告訴我，他活不了幾天了。醫生提出了化學療法，他說，但他們卻不敢期望能有什麼用處，所以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當化療的實驗品。他在那個夏季的某一天過世了，就在酒吧關掉後沒多久，但我是在秋天才聽說的。所以我錯過了他的葬禮，但這陣子總有新的葬禮可參加。就像公共汽車，如果你錯過了一班，過幾分鐘就會有另一班開過來。
“五十八歲了，”喬說，“老得可以退休了，可是又年輕得不該過著退休生活，你懂我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