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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的這張畫看起來比較不那麼尋常，”我承認，“很難說出這幅畫有什麼不同，但就是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給人的感覺不同，”埃萊娜說，“另一張感覺上像是你可以用那種小孩玩具的改良版拼在一起的東西。”

　　  “馬鈴薯先生①。”比齊說。

　　  ①馬鈴薯先生(Mr.Patato Head)是美國知名的自己動手做的玩具，一九五〇年代剛推出時，只賣塑料配件如五官、鬍子、帽子、身體、手腳等等，頭為保麗龍制，但建議小朋友可插在真的馬鈴薯或其他蔬果上面。後來“馬鈴薯先生”逐漸衍生出許多親友形象和新版本、新玩法，也有電子遊戲。

　　  “我以前很喜歡馬鈴薯先生，”埃萊娜說，“我不懂為什麼我媽要把馬鈴薯收回去做晚餐。我哭了起來，我爸就抱著我坐在他腿上，告訴我總會有新的馬鈴薯。”

　　  “一定會有的。”我說。

　　  “總之我覺得那些話很能安慰我。雷，這幅素描很像。你知道我怎麼看得出來嗎?因為我根本不能盯著這幅畫看。我看了就會想吐。”  

　　  我的反應沒那麼極端，不過看著雷的這幅畫，卻也不會想笑，畫中不單傳達出埃萊娜所看到的那張臉，也傳達出埃萊娜現在知道他是兇手後而產生的感覺。我猜想，關鍵在於他的眼睛，不管那是什麼，都讓人有種不寒而慄之感。

　　  我說：“看起來很眼熟。”

　　  “或許是因為你之前已經看過另一張素描了。”

　　  “或許吧。”

　　  她轉向我。“你是認真的嗎?你認識他嗎?”

　　  “我最多只能說他看起來很眼熟。也許我在街上見過他，或是在地鐵里。不是見過他就是見過長得像他的人。你在這個城市每天會看見那麼多人，那麼多影像從眼前掠過。”

　　  “可是你向來很擅長於觀察眼前的事物。”

　　  警察的訓練使然吧，我想。我告訴雷，我們想複印幾張，這附近有地方可以複印嗎?他看了我一眼，拿了圖上樓去，然後帶著一個裝了十二張複印件的文件袋下來，還有一張原版的鉛筆素描裝在牛皮紙信封里。

　　  我們打算告辭時，他把我拉到一旁。“我沒見過她這樣，”他說，“她太害怕這個傢伙了。”  

　　  我們本來要乘地鐵回家的，L線再換A線，但雷幫我們打電話叫了計程車。住在布魯克林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打電話叫車，但壞處就是你非得這樣不可，因為這裡的計程車不多。我們的司機興高采烈且很愛講話，不過看到我們都沒反應，他就明白我們的意思，於是陷入了一種受傷的沉默。他把車停在凡登大廈前，我先下了車，然後四處看一圈，才讓埃萊娜下來。

　　  值班的門房是老面孔，幾乎從我們搬進來，他就開始做這份工作了。我問了他，確定他值班時沒有人來找過我們，然後告訴他別讓任何人上去到我們公寓。

　　  “除非是TJ。”埃萊娜說。

　　  我於是修改我的指示。但其他人都不行，我說，無論那個人給他任何證件看都不行。那人可能有警徽，我說。他可能穿著警察的藍制服。但這不表示他真的就是警察。

　　  我們上了樓，然後我說：“我剛剛才明白自己是在幹什麼。我就像個將軍，正在做戰前準備。”

　　  “莫特利。”她說。

　　  她指的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名叫詹姆斯·利奧·莫特利的人，這傢伙曾謀殺了一名警察，穿上他的制服，帶著他的警徽和警棍，唬過了埃萊娜的門房。他是警察，門房怎麼會想到要拒絕讓他上去呢?結果他用刀把埃萊娜刺成重傷，那回她差點死了。  

　　  那是——老天，那是十五年前了，而在那之前，我和埃萊娜也已經有十來年沒聯絡，卻因為莫特利的威脅而再度重逢。我猜想這表示我們欠他什麼，不過我很高興再也沒有機會報答他，謝天謝地那狗娘養的已經死了。

　　  現在我們手上有了個新的，他聰明狡詐，會想到穿著警察制服出現，也會想出其他辦法。

　　  出了電梯後，我先檢查走廊，然後讓她出來，自己再去檢査公寓裡。我告訴她可以進來了，她一進來，我就把門鎖上。

　　  “我想在這件事結束之前，我不能再去店裡了。”

　　  “的確。”

　　  “明天下午有人要來。一個俄羅斯女人，也說不定是烏克蘭人。其實也差不多。她有幾幅聖像畫想賣，如果不是仿製品我可能會買下。即使是，如果價錢合理，看起來又不錯，我也會買。我可以叫她改來這裡。”

　　  “你可以叫她下個月再來。”

　　  “要花那麼久嗎?”

　　  “你是指抓到這個傢伙?很難講。警方說不定今天晚上就逮到他，也說不定他會躲上好幾個星期。”  

　　  “天哪。你真覺得讓她來這裡不安全嗎?她不過是個包著頭巾的小個子老太太。”

　　  “這裡的警衛很不錯，”我說，“但他們不是守衛大使館的海軍陸戰隊。如果我們的規定很嚴格，他們或許就會明白這事情很重要。你每破一次例，他們就會對這件事多鬆懈一分。”

　　  她張嘴想辯，但又改變心意說我是對的。“如果他真是在糾纏我的話。”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