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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著該打電話給莫妮卡。”埃萊娜說。

　　  我則是一直想著該打電話給薩斯曼，最後打了。他報告了一些進度，不過我覺得好像沒什麼頭緒。他們找到了他買那瓶女巫酒的酒鋪，他是用現金買的，職員對那張素描給予很肯定的指認。假如即使能讓法庭承認這個證據的話，也不過是情況證據，這類事情雷·格魯利奧喜歡稱之為“不過是司法天平上頭的一根羽毛”。

　　  薩斯曼承認這個證據很薄弱。“這表示我們不必再派人到處去查酒鋪了，”他說，“我想這是好事。你和你太太狀況怎麼樣?”

　　  我告訴他我們還好，不過這個案子結掉我們會開心得多。

　　  “我也會，”他說，“我這幾天一直在過濾那些沒有破的案子，想找出只要有一點點符合的舊案。換了你也一定會覺得他以前幹過這類事，不是嗎?”

　　  我沒想過這點，但當然他說得沒錯。莫妮卡的謀殺案布置得太成功了，是精心設計過的，不可能是第一次作案。

　　  “不過沒有一件案子有他的指紋。我指的不是他真正的指紋，你懂我意思。”  

　　  “當然。”

　　  “我正在查國家犯罪資訊中心裏面的作案手法時，打了個電話給聯邦調查局一個外勤探員，他是我認識的探員中少數還像個人的。因為我想到我們要抓的這個人搞不好是別地方來的，所以紐約沒破的案子檔案里根本查不到他，可是他可能會符合威斯康星州奧什科什市或印第安納州薩科莫市的案子。”

　　  “也許他就像閃電，從不會兩次劈中同一個地方。”

　　  “那他也就會像閃電一樣難抓，因為沒有人能看出他的作案模式。除非每宗謀殺案都像橡皮圖章，相似得讓聯邦調查局的電腦都一定會注意到。否則，你知道，他只是巡迴全國，這裡殺一個，那裡殺一個，所以從沒有全面性的追捕，因為沒有人知道這是一個人所製造出來的犯罪潮。”

　　  “幾年前不是有個人就像這樣嗎?結果是個開貨櫃拖車的司機?”

　　  “我想起來了。不過無論如何，我無法想像我們要逮的這個人坐在拖車頭的方向盤後面。”

　　  “是啊。”  

　　  “也許他已經完成了紐約的配額，”他說，“現在要帶著他個人專屬的歡樂前往得州的阿爾帕索。這樣我們就逮不到他，但他就再也不會來煩我們，然後你太太的店就可以開門賣我那張畫了。我真的很喜歡那畫，你知道。”

　　  “你抓到這個狗娘養的，她會把畫送給你。”

　　  “到時候我會欣然接受，”他說，“但如果他走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呢?此時此刻我只能說，那樣的話我也沒有意見。”

　　  我掛斷電話時覺得好像漏了什麼事情，他講的有個什麼我應該注意到的。我們家的應答機也可以當錄音機，可是我從沒用過錄音功能，所以也沒查閱過使用手冊看看該怎麼用。我從沒想過要錄音，但現在我忽然覺得如果錄下這段對話就好了，那我就可以重聽一遍，解開疑惑。

　　  前幾天他講過的話里也有個什麼，當時我沒留意，後來才想起來，想打去問他什麼意思又太晚了。該死那到底是什麼事?

　　  我的記憶力一向很好，想記的事情向來都記得住。就像埃萊娜偷偷相信年齡不會損及她的外貌，我也一直告訴自己，我的記憶力是不會因為年老而受到侵蝕的。我想是自大讓我們以為會得到不同的待遇，宇宙會給予我們特權。她的確是，上帝明鑑，看起來比她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也依然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女人。我的記憶力也還是相當好。  

　　  但偶爾會發生一些事情，提醒我記憶力已經不如以前那麼好了。

　　  我這麼告訴埃萊娜，她說：“這倒是讓我想到，莫妮卡總在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老年痴呆症。她家族有出過病例，所以她很害怕老來也會得。”她的臉皺了一下，“她要我答應不會讓她那樣活著。她有活下去的意志，但碰到老年痴呆症就沒用了，尤其是到了末期，因為你根本是行屍走肉。你完全健康，只是完全沒了心智。

　　  “所以我答應她，我會設法讓她脫離那種悽慘的狀況，我想是讓她吃安眠藥吧。我們沒談過細節，天知道碰到那種事情我會怎麼做，但總之我就是答應了她。

　　  “然後她說，‘對，就是這樣，那可就幫了我大忙了。因為我會變成這樣，糊裡糊塗，眼睛茫然亂看，嘴角掛著口水，然後你就會站在那裡說，老天，我來想一想。我該幫莫妮卡做點什麼事情，可是我想破腦袋也不知道那該是什麼事情。’”

　　  星期天早上，TJ一早就帶著一包熏鮭魚、百吉餅和奶油乳酪過來。我們一起吃早餐，我很快吃完，出門搭車到格林尼治村參加十一點在佩里街的聚會。這個聚會通常會有很多老人參加，我在那裡也常會碰到一些老朋友。

　　  我離家時正下著雨，到了聚會地點時已經停了，但十二點半聚會結束時出來，雨又開始下了起來。我回家路上買了周日版的《紐約時報》，回家三個人分著看，那真是一幅寧靜家庭的完美畫面，只不過埃萊娜不時會陷入深深的哀傷思緒中，而且當然，會想到正有個人想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