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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究竟是靠什麼樣的魔術手法使“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呢？
我的大腦病態一樣的靈敏，腦海里不由得浮現出那個帶皮套的小箱——錄音機。錄音機剛剛開始流行的時候，我們買了這台美國制的小型手提式錄音機。當時只高興了一陣，不久就玩膩了，後來一直放在丈夫書房的書架上，大約有二年沒有聽過了。
我仍有一種直感，儘管前後的時間順序還搞不太清，但錄音機在我的頭腦里產生了疑問，我就要立刻進行核實。我悄悄地下了床，來到隔壁的丈夫書房。我們住的臥室和書房之間，隔著一層很厚的牆壁，即使弄出一點聲音，也不用擔。心丈夫會在臥室里聽見。我打開書房的燈，拉開書架上的拉門，看到手提式錄音機仍在原來的位置上放著。
我把眼睛貼近，仔細察看著錄音機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層薄薄的灰塵，錄音機也已經放在那兒近兩年。我發現現在錄音機所放的位置和沒有灰塵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說，似乎有人動過錄音機，後來沒有完全放回原來的位置。錯位有二公分左右，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過錄音機的證據。而且，錄音機的外套也乾乾淨淨的，沒有一點灰塵。打開外套，只見裡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過的樣子。
證實了這些情況後，我關上燈，又悄悄地回到臥室的床上。由於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腦轉得更加靈活了。
丈夫是怎樣利用錄音機的呢？不用說，仍是靠著他的智慧。讓我來刺探一下這其中的奧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點左右從外面回來的。他洗了澡，和我們一起用過晚飯之後，大約在七點左右到書房看書去了。七點半的時候，我去送了紅茶，這已成了慣例。這之後，一直到八點四十分的級口小提琴廣播演奏開始，將近一個多小時，丈夫都是一個人待著的。這段時間，我在西洋館盡頭自己的房間裡寫日記，看書了。
傭人們在晚飯店，做完活計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間，很少有到西洋館這邊來的。晚上單丈夫送紅茶、水果的事就由我來做。那天晚上，家裡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為有個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裡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車去了。這樣，司機也不在家。富婆婆他們回來時已過了九點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邊女傭菊花的媽媽病了，她回住在雜司谷的家裡去了。並說好當晚不回來住的。家裡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個貼身女擁、兩個做雜事的女傭，一個廚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機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車庫後面的房子裡單住著。這期間，在西洋館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間裡看書。
在這種情況下，七點三十分到八點四十分這中間的一個多小時，沒人能證明丈夫是否一直在書房，當然，若從書房出來經過走廊從正門出去，不被人看見也是困難的。那樣的話庄司可能會發現，而且，當五即不在的時候，庭院看守是要負責照看大門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會發現的。
但是，不走正門也有辦法從庭院裡出去的。他預先把鞋子拿進書房，然後從書房的窗戶跳到院子裡。庭院裡草坪很多，即使沒草的地方，這幾天連續晴天，也不用擔心會留下腳印。在庭院一面圍牆的頂頭有一個非常出入口。這個門幾乎從不打開，上面鎖著一把很大的鎖，如果是丈夫，什麼時候都能打開的。
他大概又化了裝。想想丈夫的性格，姬田事件時穿的那灰色大衣和禮帽也許又一次派上了用場，還有那假鬍鬚和眼鏡。他把小型錄音機挾在腋下，從便門出去在近街叫一輛計程車，便來到了澀谷的村越住的公寓。港區和澀谷之間並不像想像的那麼遠，可以說是近在咫尺。從青山高樹街到澀谷站對面的神南莊，只相隔十幾條窄街，計程車五、六分鐘就能到。即使加上叫車時間，有十二、三分鐘也足夠了。
這之前，丈夫一定脅迫村越通過那個畫家把手槍弄到手了。我不知道丈夫當時是如何解釋他弄槍的用意，但我相信村越決不會想到他可能被自己弄來的手槍給殺掉。倏然間，我像被人用鐵鞭抽打著似的，清醒地意識到丈夫那殘酷無情的手段。我昏沉沉地盯著石頭一樣的丈夫的身姿，驚嘆，敬畏，如痴如醉。
丈夫當然不會走神南莊公寓的正門。他從公寓後面的竹籬空隙鑽進庭院，從窗戶跳到村越的房間。在前面已經說過了，我曾到神南莊村越的房間去過。他那古式的洋房是潛入的最佳位置。房間位於整個建築的東端，南側是走廊，東側和北側對著後院。並不算大的荒蕪庭院的四周，用竹籬環繞著，竹子已經破損了很多，很容易進出。竹籬的外面是一條寂靜的橫街，街對面則是另外宅院的長長的圍牆。
村越的房間還有一個潛入的有利條件，北。東、南三方像剛才說的那樣，而他房間的西側，隔著一層厚厚的牆壁住著另外一家。他鄰室的房間門不對著南側的走廊，而是拐過一個鉤形的彎朝著西側的走廊開的。村越的房門是獨處的，在他的房門處直接看不到鄰室的房門。不僅如此，村越房間和鄰室間隔的那層很厚的牆壁，一直向北延伸著，伸出了村越房間的一半。延伸出的那一部分像是一個放東西的倉房。村越北側窗戶能看到的都是牆壁。因此，鑽過竹籬從村越房間北側的窗戶溜進屋內，是不用擔心有人會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