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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氣得臉都歪了，但還沒等她咆哮起來，我就冷冷地說：“我們的事還沒談完呢！你只要讓我參與這個案子，之後怎樣隨你安排。”

　　  她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好像在掂量我話里的意思。

　　  “到時候，你仍會去槍械科報到。”她道。

　　  “可以。”

　　  她神情有些猶豫。

　　  “四十年前的案子破了，那是你的功勞，副局長。這是在你的轄區。”我一邊提醒她，一邊朝椅背上一靠，翹起了二郎腿，表示願意給她時間考慮。可她顯然是不想再把我留在她的辦公室里了，她用兩根手指頂住一側的太陽穴，好像很煩惱的樣子。

　　  “高競……好吧，”她驟然道，“我答應你去辦這個案子，但這是你最後一個案子，從今以後，你不能再插手破案的事，明白了嗎？現在你給我滾出去！”

　　  我站了起來，從椅背上拿起了外套。

　　  走出她辦公室的時候，我想，這個案子是個先例，它告訴我，我被踢出兇殺科，並不代表我職業生涯的結束。今後，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都能破案，只要我願意。我會讓她後悔今天的決定。  

　　  我回到檔案室的時候，喬納正好按斷了她的手機，看起來她心情不錯。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沒有問起副局長。

　　  “我已經通知了姨夫，姨夫立刻就給辜之帆打電話，還要我怎樣？”喬納反問我，“再說，我老公剛剛到家，你說是你們這些破事重要，還是我老公重要？”

　　  喬納的老公鄭恆松是另一個區的局長，是個風度翩翩又很有手腕的人。乍一看，不太像個警察，過去曾經負責過掃黑組。失去記憶後初次見到他時，他穿著黑色緊身衣，頭髮梳得溜光，感覺更像個黑老大，而他擁抱我的方式，就像是歡迎我加入他的幫會。在得知我被排擠到檔案室之後，他也來電話安慰過我。

　　  “高競，你可以來我這裡當臥底，很刺激，很有挑戰性。當然，你至少得有半年不能跟莫蘭聯繫，這是為了她的安全考慮，你得做好準備，可能時不時要出去砍人，或者被人砍。你還要學會吸毒，因為你得顯得跟他們一樣。你比很多警察都時髦，莫蘭把你打扮得越來越像個白領了，只要再去弄個紋身就行了。知道嗎？你還有個優勢，那就是你有失憶症，就算你被抓住，你也不可能供出什麼來。當然如果你不說點什麼，我們又趕不及去救你，估計你會被大卸八塊……”  

　　  就是他的話讓我覺得，世界上還有比被扔到檔案室更糟的事。

　　  總之，他是個聰明人。我挺喜歡他的。

　　  “他回來了？代我向他問好。”我說。

　　  喬納呵呵朝我笑道：“我已經把你破那舊案子的事說了，K縣屬於他管轄的範圍，他說他會叫人去查你說的那個診所。”

　　  聽她這麼說，我立刻就放心了。鄭恆松可不是那種說話輕率的人，一旦他答應下來，他必然已經把前前後後的事都考慮好了。

　　  “你說的那個診所。”喬納接著道，“衛生局沒有登記過，也許過去有登記，但我是沒查到，而且那地址已經不存在了，那條路都沒有了。”

　　  如果地址不存在，那調查起來確實麻煩，得有人專程跑當地的檔案局，查找診所附近區域居民的檔案。這整個過程就很煩瑣，如果松哥肯派人替我跑這一趟那真是幫大忙了。

　　  “替我謝謝松哥了。”我笑著說。

　　  “別高興得太早。”喬納丟給我一份複印件。  

　　  原來，她替我找到了王麗同父異母的妹妹。王麗是蘇湛的最後一任妻子，當年她是個女理髮師，而她妹妹仍然健在。

　　  可惜談話之後我發現，王雲對蘇湛絲毫都不了解。

　　  “她嫁人的時候，我才14歲。對他們的事不清楚，但就知道一點，她結婚沒跟我們說，直接就嫁人了，也沒擺酒席。我媽都沒發現戶口本不見了，後來她來還戶口本，才知道她嫁人了。她還給了我爸媽50塊錢，說她嫁給了個醫生。”

　　  關於她姐姐跟父母的關係，她也做了解釋。

　　  “我們家三個女兒，一個兒子，所以父母比較重男輕女，一直就是這麼教育我們的，讓我們賺錢以後補貼弟弟。我姐姐排行老二，平時經常被父母打罵，所以她跟父母的關係也比較疏遠。她結婚後，幾乎不怎麼回家。她也從來沒帶她男人回來過，一頓飯都沒在家吃過。我們都不知道她結婚後住在哪裡，她來了就是給父母一點錢就走了。”

　　  聽起來好像很耳熟，似乎跟蘇雲清母親的婚姻狀況頗為相似。這個蘇湛似乎很少會在妻子的娘家露面，就像是故意跟他們錯開距離。他在躲什麼呢？

　　  我向她提到王麗失蹤的事。她說：  

　　  “她從1967年10月開始就沒再回家了。我媽也去找過她，但沒找到，因為不知道她說的那個診所在哪裡。她好像是故意不讓我們知道診所的地址。後來過年的時候，她給父母匯了點錢，那次比較多，有200塊，那在當時真是一大筆錢了。但那是最後一筆錢，自那以後就沒再匯錢來。1973年的時候，我媽曾經去派出所說過這件事，但警察對她說，報了警也沒什麼用，沒人會真的給她去找女兒，她也就只能在家等著。後來也就沒再去了。我媽是1982年去世的，那時候我們幾個都已經結婚了。她在去世前幾天對我們說，我姐姐可能已經死了，她說她夢見我姐了，我姐躲在一個黑漆漆的洞裡，說她很冷，還老在哭。我媽讓我們給我姐燒點紙。她是哭著說的，她覺得她對不起我姐。”

　　  “那張匯款單還在嗎？”我問她。

　　  王雲馬上拿出了匯款單。大概因為是最後一次匯款，所以它被好好地保存在一個舊信封里，存放在一個乾淨的餅乾盒子裡。我拿出來一看，那是蘇湛的筆跡。

　　  “她只匯過一次款過來嗎？”

　　  王雲點頭說：“以前她都是自己拿錢過來的。她說錢是她男人給的，她男人好像挺有錢，據她說是個醫生，我們也就知道這些。哦，、對了，”她又想起了什麼，從手上脫下一枚紅寶石戒指來，“還有這個，是我姐結婚後三個月，她送給我媽的，說是那男人給的，聽說是那男人前妻的東西，那個前妻已經死了。我媽是勞動人民，哪見過這個，她拿去給識貨的人看過，說是正宗的寶石，挺值錢，我媽也就顧不上什麼前妻不前妻的，就戴上了。”  

　　  我向她借來了那枚戒指，答應驗過之後一定會還給她。

　　  她拄著拐杖送我到門口，她的風濕病看來很嚴重。她說：“不管怎麼樣，我想知道個結果。可能我姐姐不喜歡我們這個家，但她終歸還是這個家的人。我也得給老人一個交代。”

　　  王雲住在棚戶區中的一處危房。她告訴我，父親去世時，曾經告誡他們不能搬家，因為王麗有可能還會回來。

　　  “我爸很少提起我姐，我們都認為他早已經把她忘了，老實說也沒看出他對我姐有多少關心，但那次，他是抓著我弟弟的手說的。”王雲說到這裡，眼圈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