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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哈德森夫人又進來了，這次領進一個男人。他進門時的姿態好像正在登上倫敦舞台。他穿得很正式，黑色燕尾服，尖翻領，白領結，肩頭披著一件黑色的斗篷，此外還有馬甲，手套，定製的真皮皮鞋。他一隻手裡拿著一雙白色手套，另一隻手拄著一根銀頭銀柄的紅木手杖。烏黑的頭髮長得驚人，從高高的額頭上往後梳，臉上沒有一點鬍子。他膚色蒼白，臉龐略長了一點，談不上英俊。他的年齡估計在三十五六歲，然而他那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以及對於自己來到這裡的明顯的不安，使他顯得更老相些。他讓我立刻想起幾個向我問診的病人。他們不願相信自己有病，一定要等症狀出現了才無話可說，結果到頭來他們總是病得最重的人。這位來訪者站在我們面前，也是這種心不甘情不願的樣子。哈德森夫人把他的名片遞給福爾摩斯時，他站在門口，焦慮地打量著四周。
“卡斯泰爾先生，”福爾摩斯說，“請坐吧。”
“您必須原諒我這樣冒昧來訪……不打招呼，沒有通報。”他說起話來短促而生硬。他的目光仍然沒有跟我們對視。“實際上，我根本沒打算到這裡來。我住在溫布爾頓，靠近綠地，到城裡來看歌劇--其實我對華格納並不是特別喜歡。我剛到俱樂部去見了我的會計師，我已經認識他很多年，現在把他當成朋友。我跟他談到目前遇到的麻煩，談到使我的生活變得苦不堪言的那種壓力。他提到了您的名字，建議我來向您諮詢。正巧，我的俱樂部離這裡不遠，就決定從他那兒直接來找您了。”
“我很高興為您效力。”福爾摩斯說。
“這位先生是?”來訪者轉向我。
“約翰·華生醫生，是我的私人顧問，我向您保證，您對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可以當著他的面說。”
“很好。我的名字您已經看到了，是埃德蒙·卡斯泰爾，我的職業是畫商。我有一個畫廊，卡斯泰爾和芬奇畫廊，在艾比馬爾街上，已經營業六年。我們專營大師的作品，主要是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庚斯博羅、雷諾茲、康斯特布爾和透納。我相信他們的畫作對您來說並不陌生。這些畫售價很高。僅僅這個星期我就賣了范戴克的兩幅肖像給一位秘密客戶，總價為兩萬五千英鎊。我們生意做得很成功，畫廊興旺發達，雖然周圍的街面上出現了很多新的--可以說檔次較低的畫廊。這麼多年來，我們為自己樹立了嚴謹、可靠的名聲。畫廊的客戶中有不少貴族，我們看見自己畫廊賣出的作品掛在全國最氣派的豪宅里。”
“您的搭檔是芬奇先生?”
“托比亞斯·芬奇比我年長許多，但我們是平等的合伙人。要說我們之間有什麼分歧，就是他比我更加謹慎和保守。譬如，我對歐洲大陸的一些新作品有濃厚的興趣。我指的是被稱為‘印象派’的那些畫家，如莫奈和德加。就在一星期前，我得到一幅畢沙羅的海景作品，我認為非常漂亮，色彩豐富。然而我的合伙人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堅稱這樣的作品只是一片模糊的色團。確實，有些景物近距離看很難分辨。我設法說服他，讓他明白自己沒有抓住關鍵。不過，我不想高談闊論藝術，讓兩位紳士厭煩。我們是一家傳統畫廊，應該，至少目前，保持著我們的風格。”
福爾摩斯點點頭，說：“請繼續。”
“福爾摩斯先生，兩個星期前，我意識到自己受到監視。我的家宅名叫‘山間城堡’，坐落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一側，不遠處的小路盡頭是一片救濟房屋，那就是離我們最近的鄰居。家宅周圍是一片公共用地，從我們家的更衣室能看到村裡的綠地。一個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更衣室里，突然意識到有個男人抱著雙臂、叉著雙腿站在那裡--他一動不動，很是反常，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離我太遠，看不真切，但我能看出他是個外國人。他穿著一件長長的帶墊肩的男士大衣，那款式肯定不是英式的。其實，我去年去過美國，要讓我來猜，我會說他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不過，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他還戴著一頂帽子，一頂有時被稱為奶酪刀的低頂圓帽。至於我震驚的原因，我很快就會解釋。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這頂帽子和這個人站著的姿勢。我感到惶恐不安，我敢發誓，即使是個稻草人，也不可能比他靜止得更加徹底。那時候下著小雨，從公共用地刮來一陣風，但他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他的眼睛盯著我的窗戶。我可以告訴你們，他的眼球黑亮，似乎能一直看到我的心底。我凝視了他至少一分鐘，也許還要更久，然後下樓去吃早飯。不過，在開始吃飯前，我派洗碗的男孩出去看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那兒。他已經不在了。男孩回來告訴我草地上沒有人。”
“真是咄咄怪事。”福爾摩斯說，“但我相信，‘山間城堡’是一座漂亮的住宅，到這個國家來的遊客可能覺得它值得好好觀賞一番。”
“我也是這樣告訴自己的。可是幾天後，我第二次看見了他。這次是在倫敦。我和妻子剛從劇院出來--我們去了薩伏伊劇院--就看見他站在馬路對面，還是穿著那件大衣，戴著那低頂圓帽。我本來不會注意到他的，福爾摩斯先生，可是他像上一次那樣，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任憑來來去去的人群繞過他的身邊。他就像湍急水流中一塊堅硬的磐石。很遺憾，我沒法把他看清，他雖然選了一個路燈很亮的地方，但燈光在他臉上投下的陰影如同一道面紗。也許這正是他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