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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路易越說越激昂，因為自信而充滿活力。而他的指控雄辯有力，合乎邏輯，似乎展現了事實本身。
堂路易又重複道：
“總監先生，這就是罪犯，這就是匪徒!韋羅偵探可能揭露他的陰謀，這就是他所處的形勢，就是他所擔心的事情。他趕到警察總署，打聽清楚韋羅偵探確實死了，也沒有來得及揭穿他的罪惡圖謀，這才將他策劃的可怕行動付諸實行。那一幕您還記得，總監先生，他是那樣不安，那樣恐懼：‘總監先生，請保護我……我受到死亡的威脅……明天，我會遭到毒害……’明天，他要求您第二天去援救他，因為他清楚，當晚一切就完成了，第二天警方面對的將是一場謀殺案，是兩個罪犯，他本人已經準備了指控那兩個人的罪證，面對的是瑪麗—安娜·弗維爾，她可以說會首先受到追究。
我和馬澤魯隊長當晚九點去他公館，他明顯地顯得局促不安，原因就在於此。這兩個人闖進來幹什麼?會不會破壞他的計劃?他經過一番思考，放下心來，我們又堅持留下，他只好同意。不管怎麼說，這與他有什麼關係?他的一切步驟都已安排妥當，任何監視看守都不可能破壞它們，甚至都不可能發現它們。我們在場或不在場，該發生的事照樣會發生。他召來的死神決不會誤工。
於是那一幕戲，確切地說，那一幕悲劇便開演了。弗維爾夫人被他打發去歌劇院，先是她來向他道別。接著僕人給他送吃的，其中的果盤裡放著蘋果。接著，他一陣恐慌、不安，這是死亡在一個臨死的人身上激起的恐懼。再接下來，他向我們撒謊，打開保險柜讓我們看，裡面有個灰布殼面的日記本，他說記載了有關陰謀的材料。
至此，事情就完成了。馬澤魯和我退到候見廳。弗維爾把門關上，獨自一人在裡面，可以自由行動。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能阻撓他實現自己的意願。大概在白天，弗維爾先生模仿索弗朗的筆跡，給弗維爾夫人寫了一封信，要求不幸的女人與他在拉納拉見面。這種信通常讀過後就會被撕掉。晚上十一點鐘，弗維爾夫人離開歌劇院後，就在離公館不遠的拉納拉盤桓了一個鐘頭，等她的約會人，以後才去了艾爾辛格夫人家。與此同時，在五百米外，公館另一邊，索弗朗正在作每星期三例行的朝聖散步。這時案子正在發生。這兩人，一個因為弗維爾發生的暗示，一個因為新橋咖啡館的事件，已經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兩人一則提不出案發時自己不在現場的證明，二則解釋不清案發時在公館附近幹什麼來著，不被指控和認定為作案人才怪呢。
如果出現了意外，使兩人倖免於指控，那麼弗維爾先生還準備了一個無可否認、伸手可及的證據，就是留有瑪麗—安娜·弗維爾的齒痕的蘋果!再有，就是幾星期以後，那絕妙的決定性的裝置。那些揭露罪行的信，將十天一封，十天一封，神秘地送到警方手中。
這樣，一切都安排好了。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細節，也被那個精明得可怕的頭腦考慮到了。總監先生，您一定記得，從我戒指上掉落，在保險柜里發現的那顆綠松石?只有四個人可能見到並且拾到。其中一個是弗維爾先生。我們首先把他排除在懷疑對象之外。然而，正是他拾的。他已經察覺到我的介入對他構成威脅，要預先排除，便利用送上門來的機會，把綠松石放進保險柜，以造成對我的懷疑。
這一回，他要幹的事全部幹完了。餘下的，就由命運來完成了。在‘懷著仇恨的人’和他的陷害對象之間，只隔著一個行動。這個行動完成了。弗維爾先生死了。”
堂路易不說話了。這之後是長久的沉默。不過，可以確信的是，他這番不同尋常的敘述得到了大家的完全肯定。大家百分之百地相信，沒有半點異議。須知，他要他們相信的，是最難以叫人相信的事實呵。
德斯馬利翁先生提了最後一個問題。
“你和馬澤魯隊長守在候見室。外邊，有警察守著。就算弗維爾先生知道有人夜裡要殺他，但在那個時刻，有誰能夠殺他和他兒於呢?房子裡沒有人。”
“有弗維爾先生。”
這話一出口，立即引來一片反對之聲。幕布一下拉開了，堂路易揭示的景象在使大家感到恐怖，也出乎意料地激起了大家的懷疑。就像太多的好意反會激起反抗，大家對這番話的反應便是這樣。
總監先生的話概括了大家的感覺：
“夠了!這樣的假設夠了!它們看上去是這樣合乎邏輯，其實得出的結論卻荒謬不堪。”
“總監先生，表面看是有點荒謬，但誰能說，弗維爾先生的行為能夠用正常的理由來解釋?顯然，人是不為單單為了滿足自己報復的意願而樂意去死的。但你們可能和我一樣，也注意到弗維爾先生極瘦，臉色蒼白。誰能說他沒有患上絕症，已經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呢?……”
“夠了，我再說一遍。”總監叫道，“你說的都是假設。我要的卻是證據。只要你舉得出一個證據，也就行了。我們等你拿出證據來。”
“總監先生，喏，這就是證據。”
“嗯?你說什麼?”
“總監先生，我在敲掉石膏層，取下這盞吊燈時，在金屬盒子外面，發現了一個封好的信封。因為吊燈裝在弗維爾先生的兒子住的閣樓下面，弗維爾先生顯然能夠揭起閣樓的拼木地板，摸到這個機械裝置的上部。因此，在最後一夜，他把這個信封塞了進去。此外，他在上面記下了案發日期：‘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還簽了名：伊波利特·弗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