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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什麼地方傳來沉重的腳步聲。大概他們上屋頂去搜了。他們也許會把牆壁審問一通。

　　  堂路易伙在地上，把臉埋在臂彎里，閉上眼睛，喃喃說道：

　　  “動腦子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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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救命!

　　  亞森·羅平後來給我講述這一插曲時，不無得意地說了這番話：

　　  “當時讓我吃驚，是我竟能夠當機立斷，接受索弗朗和瑪麗—安娜是無罪的說法。我就像打了個引以為榮的漂亮仗一樣，十分自豪，到今天還得意呢。我向你發誓，這一點可說是最了不起的事情，無論從精神意義上說，還是從偵探業績上說，都超出了最著名偵探的最著名的推斷。

　　  因為，雖然反覆推敲權衡，終究沒有發現新的線索，使我能夠重新審視案子。堆在兩個囚犯身上的還是原有的那些罪名，而且是那麼嚴重，嚴重到任何預審法官都會毫不猶豫地簽署裁定書，嚴重到沒有一個陪審團成員會對案情提出疑問。瑪麗—安娜·弗維爾就不談了，只要想一想牙印，就知道她的罪名是板上釘釘，無庸置疑了。但是加斯通·索弗朗，這個維克托·索弗朗的兒子，也有權繼承柯斯莫·莫寧頓的遺產的人，加斯通·索弗朗，這個拄烏木手杖，殺了昂瑟尼探長的人，他的罪名難道會和瑪麗—安娜·弗維爾的不一樣嗎?他不是和她一樣，受到謀殺的工程師的指控嗎?  

　　  可是，我為什麼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大轉彎呢?為什麼明擺著的事實我不接受，偏要背道而馳呢?為什麼那叫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我偏偏要相信呢?那不可接受的理由，我偏偏要接受呢?

　　  為什麼?啊!大概，這是因為真相、事實在耳邊響的時候，聲音格外不同吧。一邊，是所有的證據，所有的行為，所有的事實，所有堅信無疑的看法;另一邊，只是一段敘述，而且是三個罪犯之中一人的敘述，因此，從一開始，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的，都是荒唐的……然而，這卻是一個誠實的聲音作的敘述，一段清清楚楚、實實在在的敘述，沒有半點虛構編造，從頭到尾，沒有半點複雜之處，也沒有半句不實之詞;這是一段並沒有作出任何積極的結論，卻因為誠實，而迫使任何公正的頭腦都要重新審視已有結論的敘述。

　　  我相信這段敘述。”

　　  亞森·羅平的解釋並沒有完。我打斷他問道：

　　  “弗洛朗斯·勒瓦瑟呢?”

　　  “弗洛朗斯·勒瓦瑟?”

　　  “對。您還沒有給她下結論。您對她有什麼看法?處處都表明她有罪，不僅在您眼中是如此，因為她參與了所有謀殺您的企圖，而且在司法當局眼中是如此，她常常暗中去理察—華萊士大道，難道他們不知道?她的相片夾在韋羅偵探的本子裡，難道他們不知道?還有……還有……總之……您的指控……您對事情的看法……聽了索弗朗的敘說後是不是都改變了?在您看來，弗洛朗斯到底是無罪還是有罪?”  

　　  他遲疑了片刻，正要直接爽快地回答，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說：

　　  “我願意相信人。我必須充分相信人，即使我還會生出疑竇，即使案情的某部分仍是一片黑暗，我也必須這樣，才能行動。因此，我相信她。我相信她是無罪的，我憑我的誠意行動。”

　　  在被迫躲在暗道里，不能動彈的時候，對堂路易·佩雷納來說，所能採取的行動僅僅是不斷回憶分析加斯通·索弗朗的所作所為之間的聯繫。他盡力回想他聽說的每一個細節，盡力回味他聽上去最無足輕重的語句和措辭。他一句句琢磨，一個一個措辭推敲，以便理出裡面包含的實際情況。

　　  因為實際情況就擺在那裡。索弗朗已經說了，堂路易也不懷疑。整個悲慘的故事，圍繞莫寧頓遺產案和絮謝大道遺產案發生的種種事件，所有能夠揭穿反對瑪麗—安娜·弗維爾的陰謀的情況，所有能夠解釋索弗朗與弗洛朗斯為何失利的情況，索弗朗的話里都提到了。只要理解了，真相就會顯露出來，就像將晦澀的象徵看明白了，便會悟出其中的寓意。

　　  堂路易不止一次地走了彎路。他腦子裡一冒出異議，他馬上就回答自己說：

　　  “也許是吧。我可能弄錯了。再說索弗朗的話里沒有任何能夠指明方向的線索。也許真實情況不在這番話里。可是我現在可能從別的途徑去發現嗎?不管怎麼說，我現在完全掌握了索弗朗所說的情況，還有那些神秘的信件按時出現所提供的線索，我為什麼不應該加以利用呢?”  

　　  於是，他就像踏著人家的足跡走完一段路一樣，又把索弗朗所經歷的事情從頭至尾回憶一遍，並把它與自己原來想像的案情作一番對照。兩相對比，截然不同。可是，從這種對比本身，難道碰撞不出一點火花?

　　  “那是他說的，”他想，“這是我所想像的。這種不同意味著什麼呢?一邊是實際情況，一邊是案情顯示的面貌。為什麼罪犯希望讓案情顯示出這種面貌呢?是為了避免懷疑?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惹上懷疑的人必然會受到損害嗎?”

　　  問題一個接一個湧來。他有時信口作出回答，舉出一些人名，一句接一句地說出一些話，似乎舉出的正是罪犯的名字，說出的正是看不見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