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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我們也說到了最要緊的事情，”索弗朗嚴肅地說，“說明這些事情，會向你顯示我們的誠意。您聽起來肯定覺得新奇，可我會不折不扣地按照事實來講。有一次，我去布洛涅樹林散步時，不巧叫伊波利特·弗維爾撞見了。出於小心，我馬上換了住所，搬進理察—華萊士大道那座小房子住了下來。弗洛朗斯去那兒見過我幾次。我甚至謹慎得叫她不要來看我，甚至叫她把信也不要寄到我的住處，只寄到郵局待領。這樣我就完全放心了。我在完全與世隔絕，十分安全的環境裡工作。我什麼也不指望，也沒有任何危險，任何可能的危險在威脅我們。然而，當警察總監帶著手下人衝進我家逮捕我時，我才聽說伊波利特·弗維爾和埃德蒙父子被殺，我心愛的瑪麗—安娜被抓的消息。對我來說，借用一句最通俗又最確切的成語，這消息好似晴天霹靂。”

　　  “不可能!”堂路易叫道，語氣又變得忿急、憤怒，“不可能!事情都發生半個月了。我不信你就沒有聽說。”

　　  “聽誰說?”

　　  “報紙上說!更可能聽這位小姐說。”堂路易指著弗洛朗斯叫道。

　　  索弗朗口氣肯定地說：

　　  “報紙?我從不看報。怎麼?不相信?每天浪費半個鐘頭去瀏覽那些報導政治蠢事和社會醜行的消息，難道是一種義務?一種不可抗拒的需要?難道我們不能想像有隻讀科學雜誌和小冊子的人存在?這種情況確實少有，但少有並不能證明沒有。

　　  另一方面，發生兇殺案的那天早上，我已通知弗洛朗斯，要出門三個星期。臨到最後一刻，我改變了主意。但她並不知道，她以為我動身了，不知到了哪兒，無法把弗維爾父子被殺，瑪麗—安娜被抓的消息告訴我。後來人家指控拄烏木手杖的男子有罪時，她同樣也沒法把人家開始偵察我的消息告訴我。”

　　  “哼!”堂路易叫道，“你別想抵賴，說那拄烏木手杖的人，那跟蹤韋羅偵探，在新橋咖啡館偷走他的信的……”

　　  “那不是我。”索弗朗打斷他的話。

　　  看到堂路易聳聳肩膀，他又加重語氣道：

　　  “那絕對不是我。這裡面肯定有個說不清楚的錯誤。我從沒有去過新橋咖啡館，我向您發誓。您必須相信這是實話，百分之百的實話。再說，我喜歡過清靜日子，也不得不過清靜日子，這種情況與我不理世事的生活完全相符。我再說一遍，我什麼也不知道。猛一下聽到那消息，恍如五雷轟頂。您明白，正是因為這點，我才產生了出乎預料的反應，出現了一反本性的精神狀態，流露出最原始最野蠻的本能。您想想，先生，人家觸碰了我在世上最神聖的東西：瑪麗—安娜被投入了監獄!瑪麗—安娜被指控犯了雙重謀殺罪。我急得發瘋了!我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假意與警察總監周旋，然後我推倒一切障礙，打倒昂瑟尼探長，擺脫了馬澤魯隊長，從窗戶跳下來。我只有一個念頭：逃跑。只要得到自由，我就要救出瑪麗—安娜。那些人要擋我的路?那就讓他們倒楣吧。他們有什麼權利，竟敢攻擊一個最純潔的女人?那天我只殺了一個人……要是撞在我手裡，我會殺十個，二十個!昂瑟尼探長的性命算什麼?那些倒楣鬼的性命有什麼要緊?誰叫他們把瑪麗—安娜關進牢房?誰叫他們攔住我，不讓我去救她?”

　　  加斯通·索弗朗慢慢激動起來。他努力克制自己，臉上的肌肉都抽搐起來，終於冷靜下來。可是他的聲音仍然發顫，身體仍然激動得直哆嗦，沒法掩飾。

　　  他接著說下去：

　　  “在理察—華萊士大道，我甩掉了總監的人馬，轉過拐角，正以為自己完了的時候，弗洛朗斯在那兒救了我。半個月來的案情，弗洛朗斯都知道。雙重謀殺案發生的第二天，她就知道了。她給您讀報，與您討論報上的文章，她就是從報上知道的。正是在您身邊，正是聽著您的議論，她才得出這個看法，再說，發生的事情也讓她認為，瑪麗—安娜的敵人，唯一的敵人，就是您。”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是我?”

　　  “因為她看到您行動，”索弗朗大聲說道，“因為我和瑪麗—安娜攔在您和莫寧頓遺產之間，先把瑪麗—安娜，再把我除掉，對您比對任何人都重要。再有……”

　　  “再有……”

　　  加斯通·索弗朗猶豫一下，清楚地說道：

　　  “再有，因為她確實知道您的真名。在她看來，亞森·羅平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一陣沉默。此時此刻，這種沉默是多麼沉重!在堂路易·佩雷納的目光注視下，弗洛朗斯臉不變色心不跳。在那張木然的臉上，看不出絲毫內心的激動。

　　  加斯通·索弗朗又說道：

　　  “瑪麗—安娜的朋友弗洛朗斯嚇慌了，為了反對亞森·羅平才投入了戰鬥。為了撕開亞森·羅平的假面目，她寫了，或確切地說，請人寫了發表在《法蘭西回聲報》上的那篇文章。文章草稿，您在線團裡面發現了。一天早上，她聽見亞森·羅平和馬澤魯隊長通電話，準備立即捉拿我。為了救我，她冒著砸死人的危險，開動機關，放下那塊鐵板，把亞森·羅平關在電話間裡，自己又匆忙坐汽車趕來報信，可是警察已經湧入了我家，信沒報成，卻及時把我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