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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從霍蘭德家偷的枕套也找到了。一個已經被掏空，捲成一團，胡亂塞在地板的角落裡;另外一個還有半袋贓物，放在凌亂的雙人床上。純銀鑲飾的大木匣和十二人份的銀餐具放在比爾曼的大櫥櫃裡。經過克里斯廷的辨認，這些都是她家裡的東西，還有幾件她母親的珠寶和小擺設，也陸續找到了。

　　  鑑定科法醫認定命案現場發現的男性鬍鬚來自卡爾·伊凡科。蘇珊·霍蘭德肛門裡的精液，也是他的。從X光檢驗結果來看，伊凡科的臀骨不好，所以走路的姿態才會很奇怪。目擊者和通風報信的不知名人士，描述得相當準確。

　　  那個時候，儘管報紙和電視成篇累牘地報導，我卻不知道這麼多細節;有別的事情正盤踞我的心頭。

　　  除了定期捐款之外，埃萊娜碰到像莫扎特音樂節這樣連續十來場的演出，通常還會訂一大堆的票。我常常陪她一塊兒欣賞這些藝術活動，不過偶爾缺席也沒關係，她總是找得到人用我的票。去年，她帶TJ聽了一場男高音演唱會，伴奏的還是小管弦樂團時期的古樂器。我很喜歡聽這樣的音樂會，但我那時有案子要辦。據我們所知，這是TJ第一次欣賞古典音樂。埃萊娜說，TJ喜歡得不得了，歌聲、音樂，沒有不陶醉的，但是，我們也沒想到，他會因此跑去買了整套的CD。  

　　  星期一晚上，我們參加了開幕音樂會，下一場是星期四的艾麗西亞·德·拉羅查①鋼琴演奏會，門票已經售罄。星期四時我們已經知道自己不但跟霍蘭德夫婦欣賞了相同的音樂，而且感謝晚宴他們也在場。兇手還沒抓到，埃弗里·弗希爾廳里一片嗡嗡聲，大家都在談論這起慘絕人寰的兇殺案。凡是我耳朵聽得到的地方，話題都沒有離開過霍蘭德夫婦。

　　  ①艾麗西亞·德·拉羅査(Alicia de Larro插，1923-)，西班牙著名女鋼琴家。

　　  我照例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到貴賓長廊去走走，不是為了這裡免費供應的咖啡和巧克力，而是想多聽聽人們在說些什麼。有一對我們常常遇見的夫婦，現在已不是點頭之交了，應該可以走上前去聊幾句。他們問是不是在餐會上見過我們，有沒有見過霍蘭德夫婦，或是跟他們說過話。我們說，我們不認識他們，可能在哪兒見過他們，但現在已經沒人知道了。“就是這麼回事。”那位太太說，“跟我們坐一桌的人，我們都不認識，伯恩或是蘇珊·霍蘭德在我們身邊坐過也說不定。”

　　  “我們也有可能成為霍蘭德夫婦。”她的先生說。他的意思是歹徒也有可能找上他們家。其實很方便的，你知道嗎?兇手知道霍蘭德夫婦當天晚上不在，也知道音樂會大約在什麼時候散場，兩個人什麼時候會回家。他們有沒有可能弄到一份感謝晚宴的來賓名單?有沒有可能他們是隨意從名單上挑一個人下手?  

　　  這未免扯得太遠了。但我了解他的想法，知道他為什麼如此擔心。任何災難——犯罪也好，地震也罷——只要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當然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衝擊。霍蘭德夫婦跟我們有什麼差別?在晚宴的時候，既然他們可能坐在我們身邊，我們當然也有可能會被找上門來的歹徒幹掉。為什麼不可能呢?所以，所有的賓客，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犧牲者——擔驚受怕之餘，也慶幸逃過一劫，舒了一口氣。現場的來賓心中都夾雜著複雜矛盾的感受。

　　  休息室里的人都很高興自己還活著，同時也有些懼怕回家，誰能知道兇手是不是已經罷手了呢?

　　  這是星期四的事。星期六的早上，警察踢開科尼島大道一幢民宅的房門。幾個小時之後，警察和全城的人——特別是切身相關的上西城，還有參加過音樂會的人士——都知道這件事情了，也都輕鬆了不少。兇手不但不再逍遙法外，而且他們全死了。對於報紙來說，接下來幾天還是可以炒作這個題材的，增加銷量，但這個題材終究沒有什麼新內容，也就從媒體上消失了。大家不再害怕。原本搶手的防盜器，供貨也恢復正常，不再供不應求。參加音樂會的婦女，每個人的包裡面本來都有一個小小的噴霧器，現在也放在家裡，不必隨身攜帶了。有很多男人原本還跟他們的律師抱怨，說弄一個攜槍執照太麻煩;現在他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費事帶那麼個東西在身上。

　　  新的新聞又冒出來了，看看報紙刊登的消息，慢慢覺得霍蘭德家雙屍命案也沒什麼。星期一，我跟喬·德金共進午餐。這純屬社交，我現在已經不工作了。一年前，我們倆的關係有點僵;但有些事情我非做不可，最後害得我連私家偵探的執照都被吊銷了。我幹這行二十年，沒有執照其實也無所謂;但沒有朋友和友誼卻不行。所以，我決定盡釋前嫌，時不時地跟喬敘敘舊，儘管我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幫忙。

　　  他是中城北區的警官，這個案子不是他的，跟他的管區也沒有半點關係。但我們的話題一直沒離開霍蘭德雙屍命案。這案子雖然沒有先前那麼扣人心弦，可大家在茶餘飯後還是聊得很起勁，只是有些人是職業需要，有些人純屬閒聊。“犯罪率下降了。”他說，“為了彌補犯罪率下降，這些下手狠的人決定用更加殘酷的犯案手法填補這種遺憾。他媽的，什麼時候開始偷東西非得跟主人硬拼不可?以前的賊，不是看到人就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