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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瑟羅街一六八號的外牆柏油是由下往上逐步清除的。下層的牆壁需要再補一層泥灰，整修的工作看來也不輕鬆。就目前的狀況看來，要走的路還很長，但畢竟比以前好看多了，工程重點現在轉移到上半部。屋內也在進行類似的整修工作。先前房東隔了很多小房間，招徠房客，他們現在把隔板、花磚天花板，還有覆蓋在上面的油布，全部拆掉。外面的泥灰也要設法刮去，露出磚頭本色。改裝過後的三層公寓全部打通，跟庫房一樣，此外，有幾面牆也設計好了，準備當書架或者掛畫。

　　  “弄好之後一定很好看。”他說，“他們都是藝術家，需要很大的創作空間，可以在一起工作。我剛到的時候彼得在一樓，一個勁地刮貼在牆上的壁紙，其他兩個室友在三樓清理牆壁上的磚頭。他們都戴了個小口罩，掩住口鼻，免得吸進一堆不該吸的東西。灰泥落了他們一身，一拿掉口罩，模樣看起來有些滑稽。幸好我還記得我是建設部副督察員，保持身份，深吸一口氣，沒有笑出來。”

　　  彼得住在三樓。TJ覺得這個安排有點陰謀的意味兒，因為大家可能覺得他需要運動。他很胖，是真的，但動作卻很敏捷，在梯子上爬上爬下，連口大氣都沒喘，臉上更沒有一般胖子的那種擔驚受怕的神情。

　　  “你如果看到他，”他說，“你在心裡一定會說，啊，這傢伙真胖。然後，你站在他身邊一會兒，馬上就會忘記這件事情。他很胖的事實，在你心頭一閃而過，抓都抓不住，你又跟別的人扯了幾句，再回過頭來一看，媽的，這傢伙還真胖啊!好像你根本沒見過這個人似的，但其實，才剛剛跟他打過照面。”

　　  我知道他的意思。跟其他人交往的時候，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只是他們不是胖子而已。比方說，一個是瞎子，一個人少了一條胳膊。我想他們是同樣性質的人，都很有自信心，結果就會跟TJ說得一樣。因為他們接受不完美的自己，結果別人也會變得跟他一樣，對這些缺陷渾然不覺。

　　  彼得·梅雷狄思的醫生可能沒有辦法挽救他跟克里斯廷的關係，也沒有辦法幫他減肥，把他塞進四十二號的衣服里，但是，看起來醫生把他的人格打造得不錯。

　　  住在二樓的是瑪莎·基特里奇和盧西安·比米斯。她是一個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後裔，金髮美女，來自南加州的波弗特;他則是憔悴瘦高的黑人，老家在南費城。她是畫家;他是雕刻家。TJ看了他們一眼，當場認定他祖父是她祖母蓄養的黑奴。

　　  露西·安·利平斯基住在一樓，也是畫家，是這群人里唯一土生土長的紐約人，身材粗短，皮膚黝黑。和她一起住的是基蘭·埃克隆。TJ造訪的時候他不知道到曼哈頓幹什麼去了。TJ原本想找個理由在現場逗留一陣子，看看他是個什麼長相，卻沒有料到屋裡的人都要到城裡去跟他會合，只想趕緊把TJ打發走。於是，梅雷狄思終於決定捏著一百塊紙幣，跟TJ握個手。

　　  “我還真有點起疑心。”他說，“有人塞錢給你，你一定會覺得蹊蹺，懷疑自己是不是看到了不該看到的事情。幸虧我很快就想到了我的身份。”

　　  “市政府官員。”

　　  “說得對，大哥。像我這樣的身份地位，就算是他們沒做錯什麼事情，也會塞錢給我。”他嘆了一口氣。“這行還真不錯。”他說，“可惜制服難看了些。”

　　  我終於拿起電話打給他。麥可在開車，正要去拜訪客戶。“我開了一張支票給你，”我說，“今天下午就寄。五千塊。你也開一張支票給他好吧。比較好的方法是不是——”

　　  “我想支票抬頭應該寫他老闆的名字。”

　　  “我就是想跟你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們不相信他，而是兌現的支票可以當做證明。”

　　  “這個理由不錯。”他說，“如果他反對的話，我可以用這番話應付他。坦白說，我才不在乎支票寄給誰呢，我只是不相信他而已。”

　　  我寫了一張五千塊的支票，抬頭是麥可·斯卡德，我看了看他的地址，抄在信封上，撕一頁筆記紙包起來，別讓人看出信封裡面有張支票。但連我自己都覺得這麼做有點莫名其妙，會有幾個人拿信封對著燈，看看裡面有沒有他們可以偷的支票?

　　  我是覺得我應該在紙上寫幾句話。坐在那裡，我想了又想，到底要寫些什麼呢?心裡偶爾冒出來的字句讓我覺得這都是廢話，很蠢，或是很蠢的廢話。最後，我坦然面對現實，我跟我的孩子——兩個孩子——都沒有話可講。我用一張紙把支票包好，塞進信封，封好，貼上郵票，拿在手上，還一個勁兒地端詳。

　　  TJ坐在沙發上，胡亂翻著一本藝術雜誌。好一陣子，他連一個字也沒說。

　　  “我要寄五千塊給我在加州的孩子。”我說。

　　  他還在看雜誌，頭也沒抬，“他一定很高興。”他說。

　　  “不是給他的，給他在圖森的弟弟。他的名字叫安德魯，私底下偷了老闆的錢，如果還不出來，就得坐牢。”

　　  他還是沒說話。

　　  信封在我的手上，輕飄飄的。一張郵票就可以把它帶到這個國家的另一頭。我說：“我也可以把錢從銀行里提出來，噴點什麼液體在上面，點把火把它燒了。說不定這樣干還比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