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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是一個好公民，見義勇為，伸張正義。”

　　  “正義應該已經伸張了吧。”我說，“記不記得我告訴過你，霍蘭德夫婦被殺的那天，我曾經跟他們一塊兒吃過晚餐?”

　　  “好像有這麼回事。我似乎記得你們並沒有跟他們坐同一張桌子，是吧?你知道嗎?上個月有個老人家，在地鐵G線活活被人打死，G是我爸爸中間那個名字的縮寫，但我不覺得我得打起十二萬分精神，去把褻瀆我父親的那兩個混蛋繩之以法。當然了，如果有人給我一筆錢去查，又另當別論了。”

　　  “如果真有人雇我，不管是什麼案子，”我說，“我就有工作干，有別的事情要忙了，不一定有工夫去查這種已經結了的案子。”

　　  “單單這個理由就足夠了，你應該去把你的執照弄回來。”他說，“你是認真的，對吧?我先打個電話看。”

　　  他去忙活了二十分鐘，給我一個名字，幾個電話號碼。“我不認識這傢伙。”他說，“但是，有人跟我說，這個人很坦率，有什麼說什麼;不過，當你記不得衣索比亞首都的時候，可別指望他跟雷吉斯①一樣，會在一旁催你快點想。”  

　　  ①喬指的是益智問答節目《百萬當翁》的主持人。

　　  “我希望你跟他提起我的時候，沒有把我說成是個老好人吧。”

　　  “我明白你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謝我，不過，沒關係，你會想出來的。”

　　  那個把車停好，看著克里斯廷·霍蘭德進門的人身上有手機，於是他打電話報了警。二十分局立刻派了一輛巡邏車來察看，巡警回報了現場情況，一個小時之內，分局的兩名偵探前來調查。這個案子原本是他們的，但是，局長眼見媒體報導幾近瘋狂，一時之間難以平息，於是當機立斷，從北曼哈頓調來了刑事組探員，與當地警方成立了專案小組，負責此案。

　　  “這案子明明是我們的，卻得跟別人一起辦，誰心裡都不舒服。”丹·謝林說，“面子問題先放在一邊。跟他們合作是比較好的。否則，查了不到一小時，就得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來去開記者會，這樣能有什麼進展?刑事組的人知道怎麼對付媒體，由他們出面跟記者打交道，我們全力調查，這就單純多了。在布魯克林那間公寓冒出屍臭前，我們其實已經掌握了嫌疑犯的姓名，也大致知道他們的長相。只要找到這些混混，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了。除非這兩個人死了，否則，休想逃離我們的手掌心。”  

　　  喬暗示我謝林不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但在我看來他算是很聰明的了。他有一點魯莽，畢竟是來自中西部，雖然不嚴重，但是已經足以讓喬這種在紐約混久了的老警察覺得他腦筋不夠靈活、動作慢慢吞吞。看到他，就會讓我想起一個叫做哈夫利切克的警察，也是從俄亥俄州來的。我很喜歡他，也很尊敬他，願意常常跟他在一起。哈夫利切克的動作也是慢吞吞的。

　　  謝林是明尼蘇達州亞伯里人。進明尼蘇達大學前，打過足球和籃球。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專踢足球，但是，卻沒被選進學校的金地鼠足球隊。隊員的身高最矮也得六英尺五英寸。

　　  他的女朋友主修戲劇，畢業之後和他一起來到紐約，在餐廳打工，順便旁聽些課程。他則在某家公司當小職員，每天乘地鐵上下班，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紐約警察的招聘GG。他通過了考試，從此進入警界。他和女朋友的關係並沒有維持很久，現在他也不知道她留在紐約，去了洛杉磯，還是回聖保羅老家去了。他不在乎，也懶得去問。我問他想不想念明尼蘇達，他看我的眼睛，好像我是個瘋子。

　　  他們在撥火棍上找到半枚指紋，DNA檢驗報告一出來，他們就鎖定了伊凡科，他是這麼跟我說的。指紋只有一處，而且還殘缺不全，本來沒有什麼價值，幸好靠著得到的信息找出了伊凡科的犯罪紀錄，終於有了突破。  

　　  “是吻合的，”他說，“法醫認為至少有六成把握。這證據拿到法庭，當然不能說鐵證如山，但撥火棍上的指紋不完整，有這樣的結果其實已經夠了。換句話說，我們已經把這案子破了，可我們手上的證據卻沒有派上用場，法官和陪審團根本看不到我們的成果。真的上法庭，我們有他的DNA、精液、在現場掉落的毛髮，還有法醫在布魯克林公寓裡的屍體上搜集到的微量證據。”

　　  “微量證據?”

　　  “這麼說吧。”他說，“卡爾在辦完事之後，可沒時間洗澡。”

　　  線索逐漸浮現，破案在望，能量逐漸累積，情勢格外緊張刺激。在專案小組精銳盡出，布下天羅地網，全力追捕人犯之際，布魯克林警方意外發現了比爾曼與伊凡科的屍體。故事自此急轉直下，再無懸念。不過，他很高興案子就這樣解決了。

　　  “這樣比較對得起受害者。”他說，“不是指真正的受害者，他們已經過去了，是他們的女兒。她太難受了，早了早好。這兩個傢伙死了也是好事，省得她整天上法庭，應付那些新聞界的瘋子。案子結得徹底，血債血還，她再也不用擔心六個月之後、六年之後，或是她生命中的哪一天突然被傳喚作證，請她判斷這兩個混混可不可以被假釋。案子結了就好，管它是怎麼結的呢?父母慘死，不管是誰，這輩子都忘不了。但是，至少她跟我們一樣，畫上句號，到此為止，沒有以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