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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鄰居的說法相當含糊，警方的肖像畫家束手無策，因為她根本沒有看到這兩個人的臉。至於身材，她只記得這兩個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一件事倒是挺特別的，但她自己承認，沒什麼把握，其中一個人好像留著一把大鬍子。
法醫認為她的說法有些根據。他們在現場找到兩撮毛髮，應該是男性鬍鬚，連DNA比對都用不著，因為霍蘭德先生的下巴颳得乾乾淨淨。
目擊者還說，其中一個的腿似乎有些殘疾。她覺得他走路的樣子很奇怪，不過有可能是因為他肩膀上那包東西太重的緣故。但不能排除她說的可能性，只是當時無法確定。
碰到這種能炒作的新聞，不管有沒有進展，報紙一定會放在頭版。《郵報》的報導多半是推測和想像，甚至還附了一張肖像，“你可曾見過這名殘疾人土?”畫中的男性留著一把浮士德式的大鬍子，面目猙獰，邪惡兇狠，一個大袋子橫在肩上，把他壓得有些駝背。是在朝著阿姆斯特丹大道，還是伯利恆街前進?我不大確定。郵報刊登這幅素描的用意，大概是在暗示這是警方提供的線索。其實壓根兒不是這麼回事。報社請來的素描畫家經常添油加醋，為的是上頭版有轟動效果。結果《郵報》的讀者捕風捉影，胡亂猜測，累及不少無辜的人。
免不了有十幾個人會根據《郵報》的消息向警方通風報信;報上的新聞，足夠他們把故事編得天花亂墜的了。碰到這樣的大案子，就算對方是胡說八道，就算你知道他們是從報紙上看來的，是受了報紙記者的影響，也得提起精神全力應付。但往往就是會有線索從這種電話中冒出來。打這種電話的人，多多少少覺得誰有點可疑，希望警方去查查看。每個線索都需要查清楚，倒不是真的希望能從其中查出什麼結果，而是擔心事後才知道某個電話確實有真憑實據，那時再懊惱可就來不及了。這是你在紐約市警察局首先要學會的東西。警察學校當然不會教你這些，但卻是實戰的要領。只要你當一天警察，經驗就會一遍一遍地教你。
有個人告訴警方，他們應該去查一個叫卡爾·伊凡科的人。報紙上的素描並不是很像他，因為伊凡科有些嘴歪眼斜，而且他的臉比報上的素描要窄一些。這個人倒不知道伊凡科有沒有留鬍子，不過，鬍子這種東西，每天都可以變的。他有一陣子沒見過伊凡科了，不過即使這輩子再也看不到他，也無所謂。
儘管卡爾跟素描中的人物不大像，但是，有個事實卻讓警方鎖定卡爾這個人，積極偵辦。這事畫像上可沒說得那麼詳細：卡爾的屁股不知哪兒有問題，有的時候走路的樣子很奇怪。雖算不上殘疾，但毛病一犯，走路的模樣會很滑稽。
問題是屁股有毛病、膝蓋不聽使喚，並且留大鬍子的人可不少。引起警方注意的是撥火棍，那個通風報信的人也沒舉出什麼具體的事例。他只是說，卡爾不止一次掛在嘴邊，說如果哪個女人對不起他，或者他在街上看中了哪個女人，他就要來這麼一下。卡爾說，我要把滾燙的撥火棍插進她的陰道。
或是諸如此類的話。
卡爾·伊凡科有前科，這大概誰也不會感到意外。未成年時的記錄被限制查閱。但之後，他因為盜竊罪被捕過兩次。第一次緩刑，第二次他在紐約北部的監獄服刑三年。還有一次，他被指控強姦未遂，罪名不成立，因為受害者無法在一群人中把他指認出來。
大家知道他最後落腳的地方是他媽媽的家。那幢樓底層是一家印度餐廳，他媽媽住五樓，坐落在第一大道跟第二大道之間。那裡每幢樓房的底層，好像都是印度餐廳。只是伊凡科老太太已經不住在那裡了，鄰近的住戶根本沒聽說過卡爾，沒人知道他是什麼人。
如果真想找一個人，有成千上萬的辦法可以把他挖出來。可是這個卡爾著實奇怪，警方手段用盡，還是連影子都沒有見到。就在這進退兩難的尷尬時刻，布魯克林警方前往科尼島大道處理一起居民的舉報案件。他們說，有一幢樓房的底樓，大門緊鎖，不斷發出惡臭。警方破門而入，發現了兩名高加索男性，年紀在二十五到三十五之間，死亡時間在幾天之前。現場找到的文件和稍後的指紋辨識，都確認死者是傑森·保羅·比爾曼和卡爾·喬恩，伊凡科。比爾曼的皮夾里有一張駕照，登記的就是科尼島大道的現址。伊凡科的皮夾里沒有駕照，倒是有張學生證，透露了一些信息。那是在紀念品店可以找到的小玩意兒，伊凡科就讀的是“黑街大學”，地址是“紐約貧民窟”，如果發生意外或是患重病要通知誰呢?伊凡科的建議是“市立停屍房”。
兩個人都死於槍擊。伊凡科四仰八叉地躺在光禿禿的地板上，胸口挨了兩槍，太陽穴一槍。死法跟伯恩·霍蘭德先生有些相似;經過彈道比對，兇手用的也是一把點二二自動手槍。警方沒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兇器——握在比爾曼手裡。他坐在房間的角落裡，背靠著牆，握槍的手垂在兩腿之間。看來他是把槍管伸進嘴裡，再把槍口朝上，開了一槍，子彈穿過上顎，直達顱腔。職業殺手很喜歡使用這種點二二自動手槍，子彈會在腦子裡像撞球一樣亂彈，中彈者很少有倖存的。比爾曼一槍斃命，只是在這種狀況下，用哪種手槍，結果大概都差不多。常常有喝得爛醉，或是鬱悶焦慮的警察一時想不開，掏出執勤用的點三八，飲彈自盡，也是朝上顎開一槍，雖然子彈在腦袋裡不像點二二那樣亂彈，但照樣可以魂歸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