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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嚴肅地跟我說，他絕對不能做這種事情。檔案純屬機密，這是律師與客戶之間最重要的義務關係。更何況，霍蘭德的電腦設有密碼，他人無從得知。我說他一定知道霍蘭德的密碼，因為事務所不可能讓霍蘭德手上的案子懸著，影響整體運作，只是他不想告訴我。我說我絕對無意破壞律師與客戶之間的義務關係，只想找兩個名字。如果他找不到，告訴我沒有，並不會破壞行規;如果他找到了，不妨改變想法，剩下的事是我該去傷腦筋的。

　　  最後，我想他寧可敲幾下鍵盤、按幾下滑鼠，也懶得再和我這樣糾纏下去。不出我所料，他沒有花半點時間思考職業道德的問題。當然，他沒找到比爾曼和伊凡科這兩個名字，這也沒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又找到了雷·格魯利奧，問他對比爾曼與伊凡科有沒有印象。這兩個人大概不會雇用律師，但誰知道呢?不過我相信，霍蘭德夫婦血案只要能和政治扯上一絲關係，“硬漢雷蒙德”就有辦法大顯身手——比如批判社會制度——讓大家一時之間摸不著頭緒，最後讓他下流無恥的客戶無罪開釋。

　　  但他也沒有幫這兩個人打過官司，在科尼島大道命案曝光前，連這兩個小角色的名字都沒聽過。德魯·卡普蘭，布魯克林一家法律事務所的所長兼律師，雖然無案不接，但也不知道這兩個人。他說，比爾曼這個名字有點耳熟，但卻說不上來為什麼。“如果這兩個人上過法庭，你應該可以找到幫他們辯護的人。”他說，“這種事是有記錄的。幫他們辯護的律師，願不願意跟你談是一回事，但要找出他們並不難。”  

　　  我早就查過了。伊凡科被起訴過好幾次，每次都找義務法律人員協助，我用電話找到其中一個——另一個死了，還有一個搬離紐約州了。她跟我說，除非當事人過世，否則她不便跟我說什麼。而且，坦白地說，她也沒什麼好跟我說的。她曾經幫伊凡科處理過一起強姦未遂的案子，目擊者並沒有把伊凡科指認出來，而她剛好在現場，能夠請求法官無罪釋放，成功了。這是她跟伊凡科僅有的接觸。我的印象是：這一次她都覺得太多了。下一次，她選擇代表強姦受害者，她是自願的，還特別跟一個男同事交換了工作。“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能有效地替強姦未遂的嫌疑犯辯護。”她說。

　　  我找遍了熟人，但完全找不到比爾曼的記錄。我倒不認為他們有所保留，應該是他們手上也沒有半點資訊。這點我很明白。比爾曼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上的時候，屍體已經被貼上標籤了。他在曼哈頓殺了兩個人，在布魯克林殺了一個人後自殺，實在看不出有必要去追究他之前的經歷。

　　  媒體覺得這事還有點新聞性，所以我知道的一點信息也是從報紙上看來的：他曾經因為一些輕罪被起訴，但是並沒有坐過牢，最多是因為妨礙治安與酒後鬧事被拘禁一個晚上而已，第二天早上就被釋放了。他的罪行無非是私闖布朗斯維爾的民宅、坐地鐵不買票，反正只是個不入流的小混混。  

　　  強盜、攻擊、多人命案、謀殺——他們進步得還真快。當然伊凡科曾經有強姦前科，對於撥火棍的使用，更有別出心裁的創意，最後割斷蘇珊·霍蘭德喉嚨的可能也是伊凡科。但伊凡科沒有射自己三槍，這應該是比爾曼的傑作，這樣的話，假設他在西七十四街曾經用過槍，也很合理。他兩次開槍都是打了三發子彈，最後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他把第七顆子彈射進自己的上顎骨，直抵顱腔。

　　  兩次用的是同一把槍，點二二吧，我猜。哪一種型號的呢?彈匣能裝幾發子彈?自殺之後，彈匣里還剩幾發?他有沒有重新裝填子彈?

　　  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了。

　　  我那個星期忙忙碌碌，但是沒有驚動警察和律師。有天下午，我到埃萊娜的小古董店幫她看店，她去參加一個拍賣會。我沒賣掉什麼東西，但也沒有砸破什麼東西，不賠不賺。

　　  我參加了三場聚會，聖保羅兩場，中午在西城一場。埃萊娜跟我還聽了兩場音樂會，第二場是來自布拉迪斯拉發①的巴洛克樂團。埃萊娜說，她好像沒有認識的布拉迪斯拉發人，我說我以前有個朋友，是在那裡出生的。幾年前在格林尼治村的聚會裡見過他。他很小的時候就來到美國，記憶里只有下東城，皮特到麥迪遜之間的區域。以前的老建築現在都被夷平了，他跟我說，這樣也好。  

　　  ①斯洛伐克的首都。

　　  我們當然不可能到布拉迪斯拉發去，離開音樂廳之後，找了部計程車到格林尼治村，那裡從謝里丹廣場開始，一路都是地下室爵士樂酒吧。這裡的觀眾對於音樂的關注程度不下於林肯中心，唯一的差別是這裡的人喜歡用腳打節拍，獨奏結束後少一些掌聲而已。我們倆沒說什麼話，出了酒吧就直接回家。

　　  在廚房的餐桌上，我說：“前幾天，我做了個夢。”

　　  “哦?”

　　  “我不記得開頭。有沒有人記得夢是怎麼開始的?”

　　  “怎麼可能?在夢開始之前，你就必須要有記憶才行;這等於是你在出生前就有記性。不過，的確有很多人說，他們記得出生前的事情。”

　　  “很難證明。”

　　  “根本無法證明。”她說，“但是，我不想轉移話題。你做了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