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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森在學校里的功課不怎樣，她說，再婚之後，他跟繼父處得不好，她也承認，她的新丈夫脾氣有點古怪。傑森也是副浪蕩的性子，遇到麻煩也不知道躲，但絕對不是什麼壞孩子。他沒有傷害過誰，心地也還算善良。他因為溜進地鐵站想逃票而被抓起來，這她是相信的，從店裡順手摸魚，也大有可能，但是大家說他幹過這麼天大的壞事，就……

　　  我跟她說，我發覺有些事情不大對勁，仔細琢磨後，覺得兇手應該對霍蘭德這家人有些特別的動機。如果我能發掘出一些共同點，找到他孩子跟伯恩和蘇珊·霍蘭德之間的關聯，我就能把這些點，連成一條線。

　　  她把奶油塗在麥麩鬆餅——紐約出品的鬆餅是最好的，這點我敢保證——上的時候，看來像是不斷在回想。她咬了一口，喝了一口冰茶，又咬了一口鬆餅，喝了更多冰茶，看著我，搖搖頭。

　　  “我根本不知道他認識誰，不認識誰。”她說，“他大概一個星期會打一個電話給我，這點他倒是很守規矩。當然是付費電話，我跟他說，沒有錢沒關係，電話要打。我也儘可能地幫他，每隔幾星期，我都會寄張匯票給他。我不能寄支票，因為他在紐約根本找不到願意收外州支票的銀行;他又沒有戶頭，也不可能存進去再轉帳。他什麼都沒有。”  

　　  不過，傑森終於開始尋找自我，站了起來。他還是無法主宰他的人生，但至少比以前有出息得多;他願意在人生旅程里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被動地看看前面還有些什麼。

　　  “他開始工作了。”她說，“一天三個小時，星期一到星期五，替一家小吃店送午餐。下班之後結當天的帳，給現金，沒多少錢，但有小費。晚上他也幹活，替一家雜貨店送東西。”

　　  我想雜貨店這個詞可能不準確。她說，“在你們這兒叫什麼?就是把啤酒之類的一箱一箱堆起來，你們這兒叫什麼?”

　　  “酒館。”

　　  “紐約人是這麼叫的。”她說，“我們中西部可能比較拘謹吧，說做作也行。我們管這個叫雜貨店。你可能不知道吧，就像我也不知道你們這裡叫這個名字，我想，我們兩個都算是學到一些東西了，是吧?”

　　  傑森短暫的生命中，好像沒有學到什麼，她自己也知道。打兩份零工，還稱不上是奮發圖強的年輕歲月。但如果你知道他以前的事，你會慶幸他終於走回到正道上來了。

　　  “他最後一次惹上麻煩的時候，”她說，“他們找了個心理醫生給他輔導。我倒是覺得紐約的這點真不錯，因為傑森說，這位先生幫了不少忙，幫助他看清楚自己的前途。雖然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但不用一輩子都陷在裡面。從此之後，他的生活就好得多了。”  

　　  她這番話如果能再詳細點，可就有用了。比如說，那個社會工作者的名字，他就可能知道傑森·比爾曼在新生活中的交往狀況。如果知道他打零工的小吃店在哪兒，說不定也能探到點蛛絲馬跡，可是，除了這些粗略的信息之外，她就什麼都不清楚了。她只知道那家小吃店在曼哈頓，沒有辦法提供詳細的地址;那家雜貨店——嗯，酒館，這個詞連我自己都快忘了——也不知道躲在紐約的哪個角落。

　　  她終於把麥麩鬆餅和冰茶解決掉了，我只點了一杯咖啡。差不多了，我拿起帳單，她瞥了一眼皮包，問她應該付多少錢?我說，我會處理。她說，她很願意分攤，我跟她說不用了。“你是客人，”我說，“下一次，我到威斯康星，就會讓你請客。”

　　  “你人真好。”她說，“我還以為你是來敲我竹槓的呢。”她說，有幾個私家偵探曾經來找過她，有一個人勸她回家，別浪費時間了;有幾個要她付一大筆定金，才肯接下這個案子。

　　  “有兩個向我要兩千塊，還有一個要兩千五百塊，”她說，“甚至有開到三千的，我忘了詳細的數字。我說，我沒有那麼多錢，他就說一千也行。我就跟他亂扯，他一看，就說先給五百，他馬上開始幹活。我猜錢一到他手上，他馬上就會消失，從此不見蹤影。”  

　　  我跟她說，她的決定是對的。她再次跟我道歉，我覺得實在沒有這個必要，還問我她是不是該在紐約多留幾天。她原計劃乘明天一早的飛機回家，但還沒下定決心，也許她應該多留幾天。

　　  我跟她說，完全沒有必要。我給她一張名片，確認上面的地址跟電話是對的。然後，我陪她走回旅館，儘管她一直覺得不必麻煩。我看著她到櫃檯拿鑰匙，進了電梯，然後才出門，找計程車。

　　  我一進門，埃萊娜就跟我說，艾拉·溫特沃思打了兩個電話過來，他沒說什麼，只要我儘快回電話給他。

　　  我趕緊打過去，一個鼻音很重的男人說：“值班室，我是阿克。”我報上我的名字，跟他說，溫特沃思要我回電。

　　  “他不在，”他說，“但我知道他在找你。你可不可以十分鐘之後再打電話過來?”

　　  “我不會再出門了。他有我的電話，請他再打過來吧。”他把我跟他說的話重複一遍，就把電話掛了。我這才發現，我忘了問他是哪個分局。我拿起電話，正準備按電話號碼，但手指頭沒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