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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我說，“我來這裡是想了解那把槍的情況。”

　　  “點二二義大利手槍。”我說，“從你辦公桌里偷走的，如果我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那把槍我沒有報失。”

　　  我翻翻筆記本，努力裝出一副困惑的樣子。“你沒有向警方報失?根據法律規定——”

　　  “向警方報案是一回事，至於保險公司嘛，槍是在我提出理賠申請之後才發現不見的，不值錢，沒有列在報失清單上。發現之後，我也懶得把清單要回來修改。但是如果知道你們對於我太太珠寶的理賠這樣錙銖必較，我一定會把這把槍列進理賠清單。”

　　  我舉起一隻手。“不是我的部門。”我說，“相信我，我很理解你的火氣從哪兒來，別說是我說的，我們的理賠員真的很差勁。”

　　  “是的。”他突然對著我微微一笑。我們現在站在同一立場上了。我自己也得意，用心理戰征服了心理專家。“說得好。那把槍到底是怎麼了?”  

　　  “最近有人用那把槍，闖入民宅。”

　　  “是的。”他的眉毛皺了起來，“我也聽說過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案發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是不是?”

　　  “西七十四街。”

　　  “是的，距離這裡不遠。兩個人死了。”

　　  “還捎上了布魯克林的兩條人命。”

　　  “那兩個壞人，對。一個被謀殺，一個自殺，是不是?有意思。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人突然陷入狂暴之中，然後就胡亂殺人。沒有想到這兩個人竟然自相殘殺，結束這場悲劇。”他握起拳頭，嘴巴緊閉。“我其實也不明白他們的心理過程。有可能是這樣的：血腥的殺戮突然讓他們覺得良心不安，於是用自殺來懲罰自己。可我有點懷疑，也許他們一時間找不到人可以殺，但殺人的欲望卻怎麼也無法抑制，老是覺得手癢，所以，只好找上僅有的對象，把自己人都殺光了。”

　　  他的候診室掛了好幾張鑲了框的畢業證書和行醫執照，但坦白地說，他剛才那番話比滿屋子的文憑證書更讓我相信，他是一個得到認證的合格的心理醫生。  

　　  “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想而已。”在我讚嘆了他的理論之後，納德勒醫生謙虛地說。“你到底來這裡幹什麼?那把槍也不可能還給我。”

　　  “我想那把槍放在警方的證物櫃裡，好一陣子都不會拿出來。”

　　  “它在那裡躺一輩子都行，”他說，“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要不要換一把槍?”

　　  他搖搖頭。“我買那把槍也只是以防萬一，壓根兒沒想用，也沒有機會從抽屜里拿出來。”他摸摸下巴。“槍不見了。我還覺得是我讓它不見的，也許我對武器的厭惡，在冥冥之中，誘使那個小偷去偷那把槍吧。”

　　  “這話怎麼說呢?”

　　  “大家常常說：事出有因。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我的意思倒不是說所有的被害人都是罪有應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有些因素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會湊在一起。就說這個案子吧，這兩個強盜就住在我們活動的區域裡，我辦公室里唯一被偷的東西就是那把槍。偏偏我又過了好長時間以後，才發現槍不見了。”  

　　  “原來你對那把槍是這種看法——”

　　  “是那把槍把兩個歹徒引上門來，讓他們有機會得到他們想要的武器。”他說，“我知道你覺得我這種說法有些奇怪。坦白地說，我也不自在。以後，我絕對不會買槍放在辦公室里了。”

　　  我說：“你把槍放在抽屜里?”

　　  “沒錯。”

　　  “就是你面前的這張桌子?”

　　  “是啊，當然，這裡還有別的桌子嗎?”

　　  “哪一個抽屜?”

　　  他看著我。“哪一個抽屜?我把槍放在哪一個抽屜，有什麼差別嗎?”

　　  “應該沒有。”我說。

　　  “我再問一次，你到底來這裡幹什麼?我很遺憾，我買的武器讓好幾個人送了命。但我不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問題就在這裡。”

　　  “請你再說一遍好嗎?”

　　  “這是法律責任的問題。”我說，“武器的所有人，有可能要為武器造成的傷亡負責任，雖然實際動手的人並不是他。換句話說，沒錯，你的武器落入壞人的手裡，但是子彈畢竟是從你擁有的槍射出去的，所以受害者還是可以告你。”

　　  “這太可笑了。他們為什麼不去告槍枝製造商，我的天哪!”

　　  “事實上，”我說，“這種案例的確見到過幾次。受害者以所謂‘產品責任’的理由控訴武器製造商，也鬧上了法庭。雖然最後法官裁定不受理，但是——”

　　  “你是說，有人用我的槍殺了人，而我還得吃官司?”

　　  “是的，在這起案件里，主要的受害者都已經死了，但受害者的家屬還是有可能成為原告，如果她真的想打官司的話。”

　　  “那對夫妻的女兒——”

　　  我當然不希望他打電話給克里斯廷，去攪這樁沒來由的官司。“就這個案例來說，”我說，“我們比較擔心是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