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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急急忙忙進了電梯，門關上，按下了數字6。“那些錢有什麼問題?”愛迪問。

　　  我聳了聳肩：“不知道，也許是爸爸拿錯了。”

　　  電梯門在六樓打開，我和弟弟肩並著肩，走進鋪地毯的長廊，向我們的房間走去。

　　  地上放著一個客房服務的托盤，我從托盤旁邊繞過去。不知是誰剩下半塊三明治，一碗水果也沒吃完。我的肚子又叫了起來，提醒我該吃東西了。

　　  “到了，”愛迪跑到626號房門口，伸手敲門，“嗨，媽媽!爸爸!我們回來了!”

　　  “開門!”我不耐煩地說。

　　  愛迪又更用力地敲了敲門：“嗨——”

　　  我們把耳朵貼在房門上仔細聽。

　　  很安靜，沒有人說話走動的聲音。

　　  “餵——你們在嗎?”愛迪大聲喊道，再次敲門，“快點呀!是我們!”  

　　  他扭頭看著我。“他們現在肯定已經開完會了。”他說。

　　  我用手攏在嘴邊。“媽媽?爸爸?你們在嗎?”我放聲向屋內喊道。

　　  沒有回答。

　　  愛迪很沮喪，耷拉著肩膀，悶悶不樂地嘆了口氣：“現在可怎麼辦?”

　　  “你們是不是碰到什麼麻煩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問道。

　　  我轉過身，看到一個女服務員。她身穿灰色制服，深色的短髮上壓著一頂小白帽，正推著一輛堆滿毛巾的小車，在經過愛迪和我身邊時停了下來。

　　  “我們的爸爸媽媽還在開會，”我告訴她，“弟弟和我——進不去了。”

　　  她仔細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從推車邊走開，手裡拿著滿滿一大串鑰匙。

　　  “我這麼幹可不大合規矩，”她說著，在那串哐啷作響的鑰匙里找來找去，“不過照我看，讓你們小孩子進去沒事兒的。”

　　  她挑出一把鑰匙，插進鎖孔，擰了一下，然後為我們推開了房門。愛迪和我向她連連道謝，說她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她微微一笑，推著毛巾車繼續前進。

　　  房間裡很黑，和弟弟進去之後，我打開了燈。

　　  “他們不在，”我小聲說，“沒人。”

　　  “也許會留個紙條吧，”愛迪說道，“也可能他們和一起開會的人出去了，說不定是在樓下餐廳里等我們呢。”

　　  我們的房間是套房，有一個起居室和兩間臥房。

　　  我邊走邊打開燈，來到牆角的桌子邊。桌面正中擺著筆和記事簿，但紙上是空白的，沒有留下什麼話。

　　  床頭桌上也沒有爸爸媽媽的留言。

　　  “太奇怪了。”愛迪說。

　　  我穿過房間，走進他們的臥室，打開頂燈掃視屋內。

　　  房間已經整理過了，床單鋪得平平整整，一條摺痕都沒有，到處都沒看到留給我們的紙條。梳妝檯是空的，椅子上也沒扔衣物，地上一雙鞋都看不到，也不見開會要用的公文包和記事本。  

　　  這個房間根本沒有人住過的痕跡。

　　  我回頭看見愛迪走到衣櫃邊，將推拉門全部打開。

　　  “蘇，你看!”他喊道，“沒有衣服!爸爸媽媽的衣服——我們的衣服——全都不見了!”

　　  強烈的驚慌從我心底升起，沉甸甸地壓在身上。“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叫道。

　　  14我們姓什麼?

　　  “他們肯定不會就這麼走掉的!”我大聲說著，走到衣櫃邊親眼看了看。我不知道自己指望能看到什麼，其實站在房間對面就能看到，裡面確實空空如也。

　　  “我們是不是走錯房間啦?”愛迪問道。他又拉開最上層的抽屜，也是空的。

　　  “絕對沒錯。”我焦躁地回答說。

　　  愛迪把幾個抽屜都拉開了，全都是空的。

　　  我們把房間裡每一寸地方都找遍了，一點爸爸媽媽的蹤跡都沒有。

　　  “還是下樓到總服務台去吧，”我仔細想了想，提議道，“查一查會在哪裡開，然後上那兒去找爸爸媽媽。”  

　　  “會議不可能開到現在，”愛迪搖了搖頭，小聲說，“還有，他們開會怎麼還收拾行李，帶上所有的衣服呢?”

　　  “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說，“走吧，下樓去。”

　　  我們又回到長長的走廊里，乘電梯來到大堂。

　　  總服務台聚著一大群人。一個身穿一套綠色的褲裝的塊頭很大的女人正為了房間的事大吵大嚷。“你們答應給我一個看得到河景的房間，”她尖著嗓門朝櫃檯後面紅著臉的男人大叫，“我就要看得到河景!”

　　  “可是，夫人，”他彬彬有禮地說，“我們酒店不靠河邊，在這裡看不到河景。”

　　  “必須要讓我看到河景!”女人不依不饒地說，“這兒寫得很清楚!”她照著那人的臉，亮出一張紙來。

　　  爭論又持續了好幾分鐘，想起了爸爸媽媽，我很快就沒有了看熱鬧的興致。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連一張紙條或者口信都沒給我們留下。

　　  過了足足十分鐘，愛迪和我終於來到櫃檯邊。接待員將幾頁紙放進文件夾，然後面朝我們，露出機械的微笑：“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