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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麼發現的話,可以儘快讓她知道嗎?請放心,一定會跟她說的。
謝夫林的公寓在八十六街的北邊,在哥倫布大街與阿姆斯特丹大街之間。八十六街是轄區劃分的界線,照理來說,謝夫林失蹤案,應該歸二十四分局受理,但是,海倫·瑪莎琳卻沒有找距離西一百街有四分之三英里遠的二十四分局,而是理所當然地走了四條街,來到西八十二街的二十分局。這裡比較近,巴克倫跟隨著她的足跡。
執勤的警員叫做巴特·賀迪格,有一張圓圓的紅臉,頭髮所剩不多,經過他的精心打理,全部都服服帖帖地躺在他的腦門上。他馬上就認出巴克倫,在他還沒介紹自己之前,搶先叫他老局長,不知道什麼風把他吹來了,太榮幸了,有什麼他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嗎?有傻瓜巡警在老局長的車窗上,放了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是不是?如果是的話,把罰單交給他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他負責擺平。
“一個老太太幾天前來過,填了一張失蹤人口協尋申請表。”他說,“這位老太太姓瑪莎琳,失蹤的人名叫彼得·謝夫林。”
“住在八十六街。”賀迪格說,摸摸下巴,“您不是來告訴我們,這個可憐的老先生怎麼了吧?”
“這就是問題了,他到現在還沒回家。”
“如果他到波可諾山區打高爾夫球,沒回家是應該的。”
“你覺得他是到那裡去了?”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賀迪格說,“如果我有時間,手頭還算方便的話。老局長,恕我直言,您為什麼這麼關心?”
“一個朋友托我來問問。”
“這就是了,”賀迪格說,“誰都有朋友,他們早晚要找你幫忙的。您的朋友是瑪莎琳太太嗎?”
他搖搖頭,“一個朋友的朋友。”
“啊,您見過那位老太太嗎?”
“今早見過。”
“在我受理前,她已經來過一次了。”賀迪格說,“她沒跟您提起嗎?”
“提過。”
“她第一次來的時候,托尼·鄧達克講了一些有的沒的,把她打發走了,因為並沒有證據證明這個老先生遭到了意外。”
“但她還是又回來了。”
“是啊。為了讓她安心,她第二次來的時候,我幫她填了一份失蹤人口協尋申請,外加一份報告。”
“可是你沒有幫她交上去。”
他搖頭。“交上去也沒什麼用。誰會挨家挨戶地敲門,看看那個老先生到底躲在哪裡?他干他的私事,外人管那麼多幹嘛?我報上去只是自找麻煩,反而有人會問我,這個案例明明不符失蹤人口標準,為什麼還要受理?所以,我就讓她高興高興,然後把申請書放進檔案櫃裡。”
“就丟著不管了?”
“不。”賀迪格說,“我還打電話到他上班的地方,跟他的部門主管講了半天。沒錯,謝夫林不知道為什麼,的確有一個星期左右沒有進辦公室了。他們也接到過一個電話,說他這段時間會不在。他們好像壓根不在乎似的,跟他們講完之後,我自己也找不到什麼理由窮緊張。”
“她有沒有跟你提那艘船的事情?”
“跟您說老實話吧,”賀迪格說,“我有點聽不懂她在說什麼,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重要的線索?”
“應該沒有。你跟他老闆談完之後,有沒有做筆記?”
“您說他的部門主管啊,有,我有做筆記。”
“歸檔了沒有?借我看一看。”
賀迪格面有難色。“這個嘛,”他說,“您知道我們的規矩,能幫的忙,我一定幫,老局長,但是,調檔案需要官方身份,據我了解,您現在已經不具備公務人員的資格了。”
“好幾年前就沒有了……”
“所以您不是為了公事來查這個案子的?”
“不是。”他同意這種說法,“這樣一來大家不就都方便了?是吧。我用不著打報告,你也可以省很多工夫,更不會有人板著臉孔,問你哪條規定說,你可以隨隨便便填一張失蹤人口協尋申請,隨隨便便寫個報告,而且還隨隨便便丟到不知哪個抽屜里去?”他很開心地笑了笑,“當然啦,”他說,“如果硬要我拿起電話,找你的上級,我想我也不是辦不到,幾分鐘之內,就會有一個制服上滿是勳章的傢伙打電話給你。這個人的官位嘛,調動國民警衛隊應該不是問題。”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賀迪格說,“給我一點時間,好嗎?”
彼得·謝夫林在費茲莫利斯與雷博得公司上班,地址在第六大道,洛克菲勒中心附近。他的主管,也就是那個讓賀迪格覺得情況沒什麼嚴重的人,叫做華萊士·溫格納。
巴克倫在附近的小攤上買了兩個三明治,一瓶喜力,在中央公園的長條凳上吃午餐。那瓶啤酒,讓他的行徑在技術上觸犯了“不得在公園內飲酒”的法律。為自由給法律一拳,他跟自己說,然後開始吃午餐。
他在露天野餐,所以覺得可以自在地使用手機,他一直認為在餐廳里打手機實在是萬惡不赦的罪行,至少,打個比方,至少要比在公園裡喝啤酒嚴重。他把垃圾放進紙袋,扔進垃圾筒,回到長條凳上,設法查出費茲莫利斯與雷博得的電話號碼,今天星期六,又是勞動節連續假期,辦公室里一定沒人接。但你怎麼知道這華萊士·溫格納不是工作狂?試一試又不會有什麼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