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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九一一以後布洛克筆下的這些人與那些人沒這麼工整的戲劇性，同樣在大毀滅的背景下，聯繫起他們的不是美好的音樂而是冷血謀殺。從小說的命名、從小說角色的選取設計，我們感覺到布洛克的宏大企圖，但這個構圖在小說的“實人實事”展開時卻審慎起來了，我們讀到了一點點象徵，一點點譏誚，一點點控訴，也有一點點不滿(如搭乘飛機的嚴格安檢)，都只是一點點而已，其他的，便只是恍若無事的迷茫而已——我猜，這應該就是紐約到此為止的程度相當的真實景況，也是書寫者布洛克個人的猶豫。這個紐約記憶里史無前例也沒思維線索的奇特災難，大家都還不知道該如何想它，像崩塌雙塔後宛如缺了兩顆大門牙露出的空茫風景。

　　  把死亡還原

　　  有一種如今大家都已耳熟能詳的說法，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殺人如麻的前蘇聯共產頭子史達林率先講出來的——死一個人是悲劇，死幾百萬人就只是個統計數字而已。

　　  這樣的說法今天常被用來控訴新聞媒體，但其實早在新聞媒體肆虐全球之前，這類效應就已經出現了，也就是說這裡頭有基本的人性在起作用，新聞媒體不過是在此基礎之上更荒謬更誇張更消耗地予以呈現或加以利用而已。

　　  死亡是人們永遠想不清楚、馴服不了的奇怪之事，有太多懸而未解的空白部分，我們永遠等不到一個《白鯨記》里藉由棺材浮子從死亡處返回的伊希梅爾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我們要說的是，死亡既是最突然的，卻還是最穩定可預期的;是最可怖的，但我們卻又同時知道它是最平常的，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它既是人一切情感、歡愛、夢想、思維毫無補償的戛然而止，但我們卻又看到了再多的死亡都阻擋不了地球繼續運行，人們依然在街上行走，如一旁的殯儀館火葬場的大煙囪時時一縷黃昏炊煙一般的喚人回家。

　　  我們如何看待這樣各據一端的死亡矛盾呢?這裡我們依然只選其中一個點來談，那就是死亡如何成為一種形式可感的問題——當然，每一個人感受悲天憫人的程度不同，但大體上我們應該可以這麼說，沒有內容沒有著色的光禿禿的死亡本身並不觸動我們，只因為我們早已曉得這是一切有生之物的“合理”終點，除非我們察覺出此一死亡和我們自身存在著某種聯繫，而這個聯繫既因死亡的降臨而迴光返照地彰顯，更同時被此一死亡所悍然打斷，我們於是感覺到某種喪失，並預言著他日我們自身無法遁逃喪失，從而引發驚嚇、不舍、哀慟、憤怒等種種情緒反應。因此，不是死亡絕對量多寡的問題，而是這個聯繫的強弱深淺問題，換句話說，真正可感的，不是我們未曾經歷的陌生死亡，而是同情、同識、同處境、同夢想這些我們熟悉不疑事物的乍然失落，是生者的悲傷。像《紅樓夢》書中，最觸動林黛玉的死亡不是人，而是季節變換里尋常的花凋花謝，只因為對孤傲自憐又仍是文藝青年的黛玉而言，一朵辭枝的花和她生命的當下聯繫，除了賈寶玉，遠遠超過大觀園中的芸芸眾生。

　　  也因此，在布洛克另一個殺手凱勒系列中，以宰人為生的職業殺手凱勒，對他受命狙殺的目標不願有任何實質內容的了解，他只要一張沒情感沒想像的大頭照，知道此人家住哪裡、在哪裡上班、在哪裡出沒遊蕩，活動路線及其地形地貌如何，不想觸及此人是否有妻兒、家中養不養貓狗、小孩做不做牙齒矯正等生活瑣事。這是殺手遠庖廚的自我職業限制，你不要去殺去吃一個熟人一個朋友。

　　  死幾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我想，這倒不一定是數量讓我們麻痹、讓我們冷血的問題，而是我們有限容量的思維，裝不下如此大舉掩至的死亡，除非其中有親人、有朋友故舊，否則你凝聚不了思維感受的焦點，發展不出必要的聯繫。每一個死難者都跟你距離一樣，這有點像古寓言裡那隻飢餓但理性的驢子，當它面對兩堆完全等距等量的牧草時，它無法選擇，只有呆立餓死一途。當眾多死難者完全等距且扁平地存在，它於是只能回歸成一個概念，死亡的空洞概念，一個數字，抽象的統計數字。

　　  因此，小說處理災難性的眾多死亡，便只能選擇“這些人與那些人”式的作注形式，它得聚焦凝視有限的、甚至單一的死亡，和凱勒做的相反，重新告訴我們這個人或這幾個人是否有妻小，家裡是不是養著貓狗，小孩多大多令人煩惱，他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夢想云云——小說書寫，把陌生的死亡轉變成熟人的死亡，也把遙遠的死亡帶到我們跟前，帶進我們有限的經驗感受範疇里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如此，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是如此，我的老師朱西寧先生的《八二三注》也是如此，不用說，布洛克的這本《小城》也是如此。

　　  進行中的死難

　　  唯一不同的是，《小城》寫得早也寫得快，不像《戰爭與和平》、《西線無戰事》或《八二三注》的長時間等待、觀看和思索——雙塔倒了也清理了，屍骨已寒，紐約空氣中的硝煙味和塵埃落盡，但人心中的塵埃沒這麼快，它仍在迷茫的風中漂浮遊蕩，在人心中，這仍是進行中、未完成的一次死亡。

　　  我建議，我們把這本《小城》看成布洛克很有魄力、極負責任的一次職業實踐，也把它當成新的紐約死亡的一部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