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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小布希就有他簡單無比的結論,所以我們就看到了美國出兵阿富汗,又莫名其妙侵略伊拉克,災難以滾雪球的速度在急劇擴大中。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我們能相信史卡德絕不是那種人,那種風涼日子裡滿口信念、等大難真正臨頭馬上換一組語言一種信仰的怯懦之人,但我們真的還猜不出他將如何歷劫歸來地告訴我們新的紐約故事。

    大爆炸後的小城

    從九一一這一天起,紐約再不一樣了——除了這一句話,而果然在《小城》一開頭,我們就讀到了。

    把新的紐約故事命名為“小城”,我們應該就可以窺見布洛克對這座世紀大城的內心圖樣變化——城市沒故事,城市沒性格,城市到哪裡都大同小異,因為它開放向全世界,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普世化的資本主義遊戲之中,人來人往,資訊流竄,沒有必要的隔離,更欠缺適當的停留沉澱,好生長出自身的獨特性(李維史陀說的,獨特性孕生於相對的封閉)。今天我們都可以輕易看出來,如果說哪個城市仍保有著哪部分的自我性格,通常源於它曾經獨特而從容的歷史命運,這部分已不再增加,只能在人們細心守護下緩緩剝落或在人們棄如蔽履下迅速崩塌,為城市的永恆運動髹上一層易感的時間美學色澤。它永遠在動,永遠朝同一方向更新中,如費孝通指出的,城市其實就是變遷本身。  

    但紐約奇特得不同,它的獨特性不是來自於地理性的隔絕,儘管曼哈頓真是個島,也不依賴歷史性的遺留,畢竟兩三百年不長不短而且已全然籠罩在工業化、資本化的現代浪潮中。在普世的城市之海中,紐約的確像個孤島一般,在它港邊自由女神的火炬光照下熠熠浮起。不是因為它位於邊陲,而是因為它在最中心,很快的,它就再沒有什麼走在它前面的其他城市可以去模仿追隨,它得自己來,各種變異更新、各種嘗試乃至於嘗試的失敗及其衍生的罪惡,於是都只能是紐約的,它成為全球化變遷風暴中的颱風眼,是挺在最尖端一點的城市。早在半世紀之前的一九四一年,敏銳無比的人類學者李維史陀便清楚地看到紐約複雜、千層派一般的獨特城市肌理,與其說它是“一個”完整的城市,毋寧說它是由諸多細碎不同的部分顫巍巍地搭起的,處處留著縫隙和空洞,每一個空洞各自通往始料不及的異質小天地,就像做夢的愛麗絲摔進樹洞或穿越鏡子進入不可思議國一樣。李維史陀認為,在勢必愈演愈烈、全世界都無法逃遁的普世性同化浪潮中,紐約提供了逃避的可能,帶來啟示和希望。

    更有趣的是,紐約是全世界美國夢的象徵之城,但這卻正代表它超越了現實的美國,獨立於現實的美國之上。它甚至不具備與它地位相稱的政治機能,如巴黎、倫敦那樣,這一點大概只有隸屬於中國卻又像置身中國之外的上海與它相似,因此,這個孤島般的紐約,仿佛進一步甩脫了全球政治角力和戰略對抗的可厭旋渦,不會在國族的衝突傾軋下被點名被毀滅。  

    然而,九一一回教聖戰士沒理這一套,哪裡美國人最多最稠密,他們就選哪裡,他們依自己的認知找目標。

    這一炸,說炸出紐約的原形也可以,說炸醒紐約人的夢境或錯覺也成,總而言之,紐約終究不真的是遺國族而獨立的天空之城,大爆炸把人轟出生活軌道,把人轟上天空,人的視野一拉高,原來紐約的確像每一張地圖顯示的那樣,只是美國的一小部分,是藍色小行星上針尖般的一個小點,居住其中的人們,跟其他任何城市聚落的並不真的是不同的兩種人,一樣會突如其來地毀滅,一樣的脆弱易死,甚至更加脆弱易死。

    沒錯,原來它就只是個“小城”而已。

    被謀殺聯繫起來的一群人

    《小城》甚合理地暫時放過了有緩慢思考傾向的史卡德,不逼他立即回應,而在書寫形式上改用全知的、廣角的小說視野。有同性戀的膽小清潔工,有性冒險的狂野畫廊女主人,有前列腺癌在身的知名刑案大律師,有政治前程看好的明星級前紐約市警察局長,有敏銳抓住死亡、把災難化為利益的小說出版經紀人,有肥胖但長袖善舞的名餐館女老闆,當然,最重要也不可免的,還有一名原來一輩子與世無爭、空閒時只埋頭研究紐約老地圖老街老巷老掌故自娛的老好人,他一家子在九一一當天全數死難或直接講就此消失不見了,只剩一名傷心欲絕的老伴隨即仰藥自殺。這個帶著昔日紐約象徵意味的老人,遂搖身變為胸懷末世宗教執念的瘋子殺人狂——殺人者和被殺者在他身上合而為一,他既令人懼怕痛惡卻又讓人同情悲憫,九一一在美國瞬間製造出一大批這樣的人,而在九一一之前,歷史的不義殺戮和災難又何嘗沒在中東回教世界製造出更大一批這樣的人。要命的是,這還不是悲劇的終點,真正的悲劇是,在這些人上頭永遠存在著另一些人,他們沒災難臨身再清醒不過,他們善於利用甚或操控他人的災難,好攫取自身的利益,有的人運用自身的權位和政治影響力,有的人倒賣軍火,有的人是搞石油,有的人更是只為滿足自己病態的權力欲和支配慾。

    另外,還有一名布洛克多少帶點自嘲意味,也藉此製造出一點後設書寫效果的平庸小說家角色。此人在酒館裡喝掛了,隨一個弔膀子的紅髮女郎回她的公寓,卻忽然成了謀殺嫌疑犯。小說家堅信自己絕沒動手殺人,但有趣的是,隨著執法單位對他涉案的疑心日益減輕,他對自己的清白卻愈發不確定起來(殺人究竟只是一種人皆有之的正常念頭而已,還是會誘人不知不覺付諸實踐?人的記憶可不可靠?酒精會不會讓人連自己都成功欺瞞?);但同時,謀殺的嫌疑卻帶給他從未擁有的魅力,以及從不存在的深奧,出版社出天價競標他的新小說,女人樂意和他上床,他從灰撲撲的小角色忽然變成社交圈的寵兒,就像昔日寫二次大戰德勒斯登大轟炸為《第五號屠宰場》的馮內古特說的:“平均每死一個人我就得到四塊錢版稅。”《這些人與那些人》,這原是一部二十年前的電影片名,台灣改譯為《戰火浮生錄》。電影有點太過抽樣地選取二次大戰主交戰國德、法、英、美、俄加猶太各一人或一對男女(都是音樂家、舞蹈家),看他們如何在戰爭的噬人巨浪中浮沉漂流,有力竭倒下來的(毒氣室、飢餓荒涼的東線戰場、爆炸起火的坦克、戰後的叛國審判),也有一身殘破挨過來的。電影由於是公益性反戰基金出錢拍的,結尾是這些倖存者或其子裔一場控訴戰爭、宣誓和平的全球連線大音樂會,在波萊羅殺氣騰騰的樂聲中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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