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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安德里安尼嗎?”

　　  “他是不是五十七街那家畫廊的老闆?”他笑了，露出一嘴整齊的白牙。“他說，您可能會感興趣。”

　　  “你是藝術家嗎?”他搖搖頭。“我叔公才是。”

　　  “先坐一下。”她說，“如果有興趣的話，就隨便看看。馬上就好。”

　　  她又拿起電話。“抱歉。”她說，“莫瑞，前兩天我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你談這件事情，他們要我星期一向陪審團報到，履行公民義務。”

　　  “怎樣?”

　　  “要怎麼脫身?”

　　  “脫不了身。”他說，“你已經申請兩次延期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能不能再申請延期?”

　　  “不行。”  

　　  “為什麼不行?我為什麼要管這種鳥事?我有生意要做啊，拜託哦。如果我被困在法庭里，誰來幫我看店?”

　　  “一點也沒錯。在犯罪法庭里待三天，蘇珊·波瑪倫斯畫廊的生意會跌落谷底，引發股市崩盤，黑色星期二的慘劇再次發生——”

　　  “非常好笑。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非得做這些鳥事不可。”

　　  “這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如果你也是個體戶的話，你就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反感了。”

　　  “規矩改啦，甜心，以前可不是這樣。到處都是漏洞。好幾年來，不斷有笑話嘲笑這種現象：你的命運掌握在十二個連逃避陪審義務都辦不到的笨蛋手上。”

　　  “我就是這個意思，我應該不至於這麼笨——”

　　  “但是規矩改了嘛。”他說，“現在每個人都得擔任陪審員啊，律師、退休的警察，沒有人可以例外。如果你還記得的話，盧迪兩年前也進過陪審團，他那時是市長，還不是乖乖地到法院報到?”  

　　  “如果他想要脫身的話，他一定有辦法的。”

　　  “你這話說得有道理，如果你當選市長的話，說不定可以混過去，但是根據你目前的狀況——”

　　  “我下個星期要到漢普頓去。”

　　  “這就另當別論了。”他說。

　　  她不知不覺地笑了起來。“我是說真的。”她說。“你能不能想想辦法?跟他們說我是瞎子，或者是說我有廣場恐懼症?”

　　  “最後一個理由蠻有創意的。”他說，“你非常害怕牆壁一尺空白的地方，這理由還說得通。他們寄給你的文件在手上嗎?”

　　  “我總不會把它給扔掉吧。”

　　  “有可能。我意思是你手頭有沒有。”

　　  “那我一定找得到。”她說，“等一等。就在這裡。要不要我傳真給你?”  

　　  “麻煩你傳過來吧。”

　　  “馬上就傳。”她說，掛掉電話，在旋轉式名片架里找到他的名片，拿著那封要她出庭的通知書，走到傳真機旁邊，傳過去。這個過程真是神奇，一下子，這封信就會在這城的另外一頭出現。等傳真的時候，她偷瞄一下那個年輕人。他站在艾莉莎·麥雷迪的畫作前面。麥雷迪是一位年長的女畫家，住在西維吉尼亞州，畫那種正經八百的油畫，多半是描繪聖經人物，神情看起來總是像在承受某種痛苦，卻又無動於衷的模樣。

　　  “那是摩西。”她說，“那是埃及紙草上金犢的圖案。她畫了一大堆狀似不相干的小東西，但總能統一在人物散發出來的精神里。她是自學出身的，我想你叔叔也是這樣吧。”

　　  “應該說是我媽媽的叔叔。”他說，“算起來是我的表叔公。他叫做安莫里·歐古德，從來沒有念過書。”

　　  她衝著信封點點頭。“你帶幻燈片來了?”

　　  他打開信封，遞給她一張彩色照片，像是電腦印出來的。他的作品是很古怪的集合體，拼拼湊湊的，東一點西一點的垃圾，用抽象雕刻的風格組裝起來。一時之間，無法判斷作品實際大小，列印質量很差，只能從一個角度欣賞，但是她還是可以感受到創作的力量，一種毫無假飾的樸質動能。  

　　  仔細分辨一下，這股力量中，還有些別的：一種曖昧的興奮快感，一種“砰”一聲的解放，在她的胸中迴蕩。

　　  “只有這個嗎?”

　　  他搖搖頭，從信封里拿出一張光碟，“我有個朋友有數位相機，但只印了這一張，但他說，如果你有(has)，如果你有(have)電腦的話……”

　　  電腦她當然有，在她的辦公桌上。她把光碟放進電腦，稍微看了一下，起碼有二十來張，先前“砰”的一聲，在她心裡捲成漩渦，越卷越大，轟然作響，吞噬了她整個身體。

　　  她說，“你說他叫什麼名字?”

　　  “安莫里·歐古德。”

　　  “你是……”

　　  “他的侄孫。我媽媽的媽媽，也就是我的外祖母，是他的姐姐。”

　　  “我是說你叫什麼名字?”  

　　  “喔，我沒有說過嗎?抱歉，我叫雷吉納德·貝倫。”

　　  “大家叫你雷吉納德，還是叫你雷吉?”

　　  “多半是叫我雷吉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