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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朋友，我必須很高興地告訴你，這個案子沒有什麼了不起。一般的程序，我會想辦法拖延，儘可能地把審判日期往後壓。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時間可以擺平很多事。證人不見了，更改供詞了，如果有人夠體貼的話，乾脆就死了。證據變得有問題了，沒有辦法拿到法庭上;或者，更棒，不知道丟到哪裡去了。他們隨便鎖在哪個柜子里，時間一久，就忘記放在哪裡了。別笑，兄弟，你覺得不可能?其實這種事發生的頻率超過你的想像。我總能找到藉口，只要我想，愛拖多久，就拖多久，像法布里齊奧這種菜鳥助理檢察官，屁股挺翹的，模樣長得不錯，你下次注意點：她就只能站在那裡，張著嘴巴，任我把她打得沒有還手餘地，看著她的案子冰消瓦解。我的當事人有罪，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他媽媽，但他還是頭一抬，揚長離開法庭。”

　　  “但我真的是無辜的……”

　　  “有罪、無辜，打官司跟這些事情有什麼關係?案子就只有強弱的分別而已，律師的工作是轉弱為強，不是分辨誰對誰錯。檢方手上的案子跟中西部的咖啡一樣弱，淡而無味。你到過中西部嗎?你在那裡喝過咖啡嗎?那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沒錯，有一屋醉鬼看到你跟那個死去的女人在一起。問題是那個時候她還沒死，之後沒多久她才死的。當然，過了多久，現在還有爭議。沒錯，他們掌握了你到過她公寓的證據，但是，證據有多紮實，有多少說服力，還在未定之天。”  

　　  “我承認到過她的公寓。”

　　  “大陪審團可能根本聽不到這個論點。你放心，就算他們知道你到過她的公寓也沒什麼了不得的。就算是你在她的公寓裡留下一狗票證據又怎麼樣?所有的證據都被一個盡職的清潔工打掃得一乾二淨。就算是我們收買他，他的表現也不可能更精彩了。他又掃、又拖、又撢，灰塵清乾淨後，還吸了地——我跟我太太說這個的時候，她還想問問他，一個星期能不能有兩個下午，到我們家來打掃。這傢伙真是好樣的，是我們的壓箱寶。等他發現那個女的死了，絕大部分的證據都被他裝進垃圾袋，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了。哪弄得清楚哪些垃圾是她的?還有一些被他衝進下水道了，更是死無對證。檢方手上的證據就是這副德行。你確定這個清潔工不是你表哥嗎?”

　　  溫特斯並沒有等他笑。“憲法規定，任何案件都應該速審速決。”他說，“這就是我們要掌握的節奏。他們致命的錯誤就是太早逮捕你了。當然啦，他們有壓力，一個職業女性，在一個治安良好的區域，被勒死在自己的床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案子。報紙讀者都會擔心下一個會不會是我自己、我女兒、我妹妹?那些白痴警察怎麼不做點正經事，早點破案?根據我的經驗，這種案子只要對外宣布他們逮捕了嫌疑犯，警方就可以鬆一口氣，有臉見人了，所以，他們非得偷跑不可。現在檢方打算起訴你，只要一完成起訴程序，就非得速審速決不可。這樣一來，我的朋友，你很快就可以忘記這件事情，安心睡大頭覺了。”  

　　  “就這樣嗎?”

　　  “還不止呢。你可以把故事原委寫成一本書。記得送給我一本，別忘了簽名。”

　　  “如果他們撤銷起訴呢?”

　　  “有這種可能。檢方可能先撤銷起訴，然後再找證據翻案。對他們來說，這是下策，因為他們會被搞得灰頭土臉，等於是承認他們連讓這個案子成立的本事都沒有，從此抬不起頭來，成為司法界的笑柄。嘿，上次他們不是連案子都成立不了?天啊，連個肯認罪的人都沒有，非得找個倒霉鬼來背黑鍋不成?”

　　  很不幸的，他正是那個倒霉鬼。他今後要怎麼辦?

　　  他的公寓——在紐約是傳說中的房租管制公寓，連法官都同意，只有瘋子才會放棄——比監獄要舒服、寬敞得多了，也安靜得多了。說來好笑，這些年來他讀了這麼多書、看了這麼多的監獄影集、電影，居然沒有半個人在文字或是戲劇里告訴他，監獄其實吵得要命。而他的公寓，在懶洋洋的平常午後，安靜得跟墳墓一樣。

　　  他們當然會把她埋起來。要不，就是根據程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管她是誰?她可能有家人，他們會選擇土葬或是火葬，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誰都一樣。  

　　  當然，也有可能，她的屍體會被當成謀殺案的證據，先保存一段時間再說。他看了不少的《法律與秩序》，對於法庭的訴訟程序，不能說是一無所知。

　　  還是一樣的道理，誰在乎?

　　  瑪麗琳·費雪。

　　  他拼命回憶她的長相，但是，他自己的印象卻不斷被電視或是報紙上的死者照片所取代。那張照片大概是四五年前拍的，她那時還留長髮。所以，在他的回憶里，這個女子也是長頭髮，他得不斷提醒自己：他到過她家的那個瑪麗琳，頭髮早就剪短了。

　　  他還記得她的聲音，音調低沉，暗藏鋒芒。這種聲音就是最初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似乎給他某種期待，但究竟是什麼，又說不上來。低沉的聲音聽起來很性感，這是什麼道理，他也說不上來。是不是暗示他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可是她的聲音既不帶男子氣，也不像男童聲。這聲音里，就是有些什麼，讓他覺得很有魅力。沒錯，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