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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的電話果然沒人接，但是語音告訴他幾個選項，如果，他知道分機號碼，可以直接撥，要不然，輸入要查詢的人英文姓氏前三個字母也成。他按下九-四-六，應該是W-I-N，只查到兩個人，沒有一個叫溫格納。他想回到前一個選項，但是亂按一陣的結果，卻是迷失在複雜的語音系統裡面，他只得放棄，掛掉電話，冷靜一下，從頭到尾再想一遍。這次他靈機一動，改按九-三-四，也就是W-E-I，很快就發現溫格納的分機是一六一。他按下一六一，電話響了四聲，語音信箱接了起來，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可能是溫格納的秘書吧，要不就是這家公司的語音信箱，灌的都是這個女人的聲音——請他在“嗶”聲後留言。
他掛斷電話，把手機收起來，他想放棄，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得等到星期二，星期天與星期一都不上班。星期二是三號，下個星期三就是九一一。
他不由得想起血手木匠正在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廢話，誰都知道他在這個城市的某個角落，但他總覺得謝夫林的失蹤跟血手木匠有關。
沒道理啊，如果他真覺得血手木匠有涉案，就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聯絡溫格納上面(你難道認為姓賀迪格的警察，會知道怎麼拼溫格納這種德國名字嗎?)，而該趕緊打通電話，找人讓他能直接聯繫上血手木匠專案組的頭頭才對。可是，他不能這麼做，就算他找到警界高層，也沒什麼實質的消息可以透露。他腦子裡的東西，連靈感都稱不上，最多只是感覺而已。他越想，越覺得他的感覺禁不起考驗。
他又摸出手機，撥了一-二一二-五五五-一二一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真人講話，查了半天，告訴他，在曼哈頓區登記的電話號碼中，找不到華萊士·溫格納先生。既然二一二行不通，他改試九一七，當地手機號碼，如果查到的話，不管溫格納人在山上，還是澤西海邊，管他人在哪裡，只要手機帶在身上，就可以聯絡上他。
沒有登記。
他把手機放回口袋裡，放棄。
維克多還在當班，聽說他想進謝夫林先生的房間，一臉的不高興。巴克倫好說歹說，他才解釋，他是從烏克蘭的敖德薩來的俄裔猶太人，其他的同事，上到管理員，下到門房、維修人員都是拉丁美洲來的。萬一公寓裡短少了什麼東西，你覺得他們會賴在誰的身上?
“我當班到四點。下一班是馬爾可斯。你跟他說，他一定會讓你進去的，沒問題。”
“如果，我要回來，大概不用到四點，”他說，“給我二十分鐘就行了，你那時還在當班呢。我會帶兩個穿制服的警員過來，而且一定挑那些大嗓門的。”
維克多轉身，臉更臭了，在抽屜裡面找出一串鑰匙。“拿著，”他說，“自個去，有人問起，你可得跟他們說，我一步都沒踏進去。”
是沒有，他想，但你讓一個陌生人在沒有人看著的情況下，跑到房客的房間裡。單單這一點，就該頒個勳章給你。
他上樓，進門，聞聞空氣，慶幸他沒有聞到死屍的味道。謝夫林或許有可能死在別人找不到的角落，衣櫃裡、床底下，或是浴簾拉起來，別人沒瞧見的澡盆里。也許上次門房上來探視的時候，謝夫林先生剛剛死掉，匆忙之間，的確有可能沒發現謝夫林的屍體;但過了這麼久，這個老頭的氣味一定很可怕。
問題是實際上這個可憐的傢伙根本不在家裡。巴克倫花了大半個小時，想找些有用的證據，甚至侵犯了謝夫林先生的隱私權。你知道警察是怎麼幹活的，他們翻抽屜、搜衣櫃，眼睛連眨都不會眨，信件、日記，該翻就翻，絕不遲疑，甚至還有些興奮，就跟偷窺狂，或是自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間諜一樣。
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證明謝夫林又回來過的線索。他的支票簿上從那天之後就再也沒有過記錄，客廳椅子旁邊有一疊報紙、咖啡桌上是亂七八糟的雜誌，日期都在他莫名其妙消失之前。
屋裡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巴克倫猜大概都是謝夫林太太的留影。其中有一張是她的結婚照，二十出頭，洋溢著幸福的神采，旁邊是一個瘦削的年輕人，笑容靦腆，看來是他這輩子頭一回穿燕尾服。沒有孩子的照片，也沒聽瑪莎琳說謝夫林先生有孩子。年紀輕輕就結婚，沒有孩子，過了一輩子，老婆撒手而去，留下先生一個人孤零零地過日子。
就跟兩條街外，住在上西城的哈賓傑一樣。只是哈賓傑住的地方沒有這麼光鮮亮麗——謝夫林公寓在八十六街，是本地裝飾藝術的建築精品之一，挑高天花板，豪華大廳;哈賓傑住的公寓，地段比較差，外表也樸素得多。不過，那可能是因為哈賓傑有孩子要養的緣故。
峰迴路轉，結果，這兩個人都沒有孩子。
他拿起結婚照片，希望它能告訴他一些消息。她死了之後，你買了一艘船，他跟照片裡的謝夫林說。你現在七十二歲，也該退休了，你能有多少時間在紐約港開遊艇呢?你還是每天上班，按時回家，只能在月白風清的晚上，開船出去透透氣。你到底在哪裡?
他希望能找到謝夫林的近照。結婚照派不上用場，總不能拿這張老古董給證人看，請他們加五十歲，揣摩一下現在的謝夫林是什麼長相吧?他原本以為瑪莎琳有謝夫林的照片，或許謝夫林有些心不甘、情不願的，但是，拗不過瑪莎琳的百般糾纏，兩人留下了尷尬的一張合照。可是，瑪莎琳竟然說她手上沒有照片，她不大會照相，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