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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遭遇使得他對伯爵更為好奇，于是之後他獨自一人再次前往地下墓穴，發現另一隻大鎖也已被開啟。隔日他準備動身離開拉巴克，不過此前他不知為何再次獨身到訪伯爵的墳墓。這次他驚恐地發現銅棺上只剩一把大鎖，而在他觀望時這隻鎖也也應聲墜地，緊接著在一陣咯吱聲中，巨大的棺蓋開始緩緩打開。拉克索爾隨即奪路而逃，在恐慌中並未關閉墓穴的大門。

　　  在返回英國的旅途中，拉克索爾時常被陣陣不安所困擾，任何披著斗篷的人都會讓他感到緊張，他也總是感到自己被處處跟蹤，並覺得船上的乘客多少有些古怪：二十八名乘客中只有二十六人前來餐廳就餐，缺席的總是一位披著斗篷的高個子與一個裹著厚重衣物的矮人。當他在哈維奇下船之後，拉克索爾奔上了一輛馬車，卻在旅途中經過一個十字路口時發現車外有兩名披著斗篷的人在注視著他。最終他在日落時分躲進了一棟鄉間小屋之內，瘋狂地記錄下自己的所見所聞。隔日他被發現死於屋內，而在後來的驗屍訊問中，七名陪審員在目睹屍體的剎那便昏倒在地。那棟他曾暫避的小屋從此再也無人居住，直到半個世紀後在拆除之時於一個舊櫥櫃中才發現了當年的筆記。

　　  在《托馬斯修士的寶藏》中，一位英國古董商成功發現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彩繪窗中的謎題，並因此在一座德國修道院外庭的井裡發現了一個藏有古代金幣的凹洞。但是當初存放金幣之人不乏心計，為防止盜竊他在井內安置了一位守護之靈——漆黑深井中的某物牢牢地纏住了尋寶者的脖子，因此使其放棄了搜尋，並尋來當地的牧師以求庇佑。此後，每天夜裡這位尋寶者都會感覺被某物跟蹤，而次日清晨在旅館客房的門外發覺一股惡臭的霉味，直到牧師將井中藏寶洞口的石磚在日間盡數更換才告一段落——正是此物因托馬斯修士的金幣被盜竊從中而出，在夜裡尋求復仇。當牧師幾近完工時，他才發現井口上刻有奇怪的蟾蜍形刻繪，其下銘有如此拉丁格言：“Depositum custodi——信守不渝”。  

　　  詹姆斯博士其他名作包括《巴切斯特教堂的座椅》，講述了一個恐怖的雕刻畫奇妙地復活，進而為一位老學監的謀殺而向他的繼任者、謀劃了這一切的元兇復仇;《“噢，朋友，你一吹哨，我就會來到你身邊”》講述了中世紀教堂廢墟中的古怪鐵哨所喚來的恐怖之物;《大教堂見聞史錄》中則描繪了一個潛伏的魔鬼如何在神壇拆除時從其下的古墓中脫身，進而在各處播撒病疫與恐慌。儘管文風平易緩和，詹姆斯博士依然能夠因其喚起最為驚人的恐怖與醜惡，並以其富有創造性的黑暗之作永遠位列於大師之間。

　　  對於那些喜好預測未來的人們來說，超自然恐怖文學的前途自然值得關注——身處乏味的現實主義、輕浮的犬儒主義，與世故的虛無主義的層層夾擊之間，但同時又被一股衍生於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對唯物主義發展的反對，與來自“現代神秘主義者”的老生常談的神秘主義風氣，以及現代科學通過對量子化學、高等天文學、相對論理論，與對生物學和人類思維的不斷探究創新所激發的憧憬與幻想所支持。今下這股扶持之風尚且能夠占據優勢，也同樣得益於現代社會對怪奇作品無可爭議的熱忱——三十年前，亞瑟·馬欽的傑作在樂觀自大風行的1890年代曾飽受冷落，而當年默默無名的安布羅斯·比爾斯如今也幾近路人皆知。  

　　  當然，這兩方的立場在未來可能的轉變是不可忽視的，不過因其相對抗所導致的平衡將會繼續持續下去。同時，即使文學技巧繼續發展分化，我們也無須多慮恐怖在文學中的地位會怎樣改變——雖然其影響有限，但作為人類最本質、最深刻的情感的表達方式之一，恐怖文學將無一例外地被敏銳的小眾追捧。無論明日的怪奇經典究竟會偏重於幻想還是倚重於恐怖，流芳百世的成功之作也一向取決於高超的技藝而非迎合大眾的主題。不過又有何人能定論黑暗題材不會有朝一日成為大眾矚目的焦點?時至今日，波勒密的黑玉酒杯依舊散發著動人的光芒(92)。

　　  (Setarium譯)

　　  附：洛夫克拉夫特最欣賞的怪奇作品

　　  阿爾傑農·布萊克伍德：《柳林》(The Willows)

　　  亞瑟·馬欽：《白粉記》(The Novel of the White Powder)

　　  《黑印記》(The Novel of the Black Seal)

　　  《白人》(The White People)

　　  埃德加·愛倫·坡：《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射r)  

　　  M.P.希爾：《聲之屋》(The House of Sounds)

　　  羅伯特·W.錢伯斯：《黃色印記》(The Yellow Sign)

　　  M.R.詹姆斯：《麥格努斯伯爵》(Count Magnus)

　　  安布羅斯·比爾斯：《哈爾平·弗雷瑟之死》(The Death of Halpin Frayser)

　　  A.梅里特：《月池》(The Moon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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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洛夫克拉夫特在論文《辯護再臨!》(The Defence Reopens!)中寫道：“他(幻想文學作家)的職責絕不是取悅孩童、教化讀者、為維多利亞時代的遺老遺少們炮製虛偽乏味的“積極”作品，更不是說教般地重複那些向來無解的人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