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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

　　  不論如何引誘勸說，那些參加過這場恐怖搜捕行動的人都不願意吐露與這場事件有關的一字一句，而所有殘存下來、模糊不清的零碎資料全都來自於那些沒有參加最終戰鬥的隊伍。那些實際參加過行動的搜捕者謹慎小心地毀掉了每一塊與整件事有關的碎片——哪怕它們只起了丁點的暗示——這讓人覺得有些恐怖。有八個水手死了，雖然人們從未發現過他們的屍體，但有人告訴他們的家庭這些人死於一場與海關人員發生的衝突——而且死者的家庭均認同了這一說法。他們還用同樣的說法掩蓋了出現大量傷者的事實——陪同隊伍參加行動的傑貝茲·鮑文醫生為傷者們進行了大規模的包紮與治療。最難解釋的還是那些黏附在搜捕隊員身上的莫名怪味——這件事情被人們議論了好幾個星期。在那幾個隊伍的領導者中，數惠普爾船長與莫斯·布朗傷得最為嚴重，根據他們的妻子所留下的書信，這些女人感到非常困惑——因為他們始終一言不發，而且在包紮的時候還有人嚴密看守著。每個參與者的心智都變得成熟穩重了，但同時也變得擔驚受怕起來。幸運的是他們都是些身體強壯、頭腦簡單、傳統信教的行動派，因為如果他們哪怕有一丁點自省與複雜的念頭，那麼這些人必定會變得一蹶不振。校長曼林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但他還是走出了最黑暗的陰影，並在祈求禱告中將這段記憶深深地掩埋起來。這些領導者在往後的幾年裡依舊活躍地在各個方面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力，這或許也是件幸運的事情。在一年之後，惠普爾船長率領著一群暴民燒毀了“葛斯比號”稅收船，在這次勇敢的行動中，我們或許能看到他正在逐漸將那些污穢不潔的記憶清除忘卻。  

　　  他們將一個樣式古怪、嚴格密封起來的鉛灰色棺材交給了約瑟夫·柯溫的遺孀，並且告訴柯溫夫人，她的丈夫就躺在裡面。棺材顯然是現成的。他們解釋說，柯溫在一場海關衝突中被殺，至於衝突的細節他們說最好還是不要透露為好。除此之外，再沒有人說起過約瑟夫·柯溫的死，而查爾斯·瓦德也只能通過一條暗示推導出他的猜想。這條線索只是一條劃線——那是一條搖晃顫抖著的下劃線，出現在那封由傑迪戴亞·奧恩寄給柯溫卻被沒收的信件的一份副本中——伊茲拉·韋登抄錄了其中的部分內容。這份信件副本由史密斯的後人保存著;可能在事情結束後，韋登將這條下劃線當作一條與那些可怖異常事件有關的無聲線索交給了自己的同伴;或者，更可能的是，史密斯之前就已經拿到了信件副本，並且通過聰明的猜測與巧妙的盤問從他朋友那裡套出了一些信息，然後根據這些信息自己加上了那條下劃線。被下劃線標註的章節如下：

　　  “我再對你說一次，不要喚醒任何你沒辦法鎮壓下去的東西;我是說，任何能夠反過來反抗你的東西，你最強大的手段可能會沒有用處。詢問較小的，以免較大的不願意回答，不受你的控制。”  

　　  根據這一段文字，再考慮到那個被打敗的人在最危急的關頭可能會去嘗試召喚出某些不宜言說的盟友，查爾斯·瓦德曾一度懷疑約瑟夫·柯溫可能並非死在那些普羅維登斯居民的手上。

　　  然而與這個死人有關的一切記憶都被刻意地從普羅維登斯人的日常生活與編年歷史中抹掉了。搜捕隊的首腦們所具備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協助了掩蓋工作的展開。起先，他們並沒有打算做得這麼徹底，並且不打算向那位遺孀以及她的父親與孩子透露整件事情的真實情況;但蒂林哈斯特船長是個聰明人，他很快就探聽出了許多的謠言——這些謠言讓他感到恐懼，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女兒與孫女改換自己的名字，燒掉家中的藏書與剩餘的文件，並且鑿掉約瑟夫·柯溫墳前墓碑上的銘文。他很了解惠普爾船長，而且可能還從那些直率的海員與其他任何了解這個可憎術士結局的人那裡收集到了更多的線索。

　　  從這時開始，他們開始越來越嚴格地清除任何與柯溫有關的記憶。最後，在獲得普遍同意的情況下，他們甚至將這種清除工作延伸到了城鎮記錄與《公報》的文件上。這情形在社會潮流中的影響就像是當年的奧斯卡·王爾德——當他的恥辱被曝光之後，整整十年都不曾有人提及過他的名字;而他們清除的力度更像鄧薩尼勳爵筆下那位罪孽深重的倫納扎爾之王所遭受的最終宿命——根據諸神的判決，他不僅消失了，而且從未存在過。

　　  柯溫的遺孀——在1772年後改名成了蒂林哈斯特夫人——賣掉了位於奧爾尼庭院的宅邸，搬到了波瓦斯巷的家中與自己的父親一起生活，並最終於1817年去世。位于波塔克西特的農場則一直空置著，每一個活人都會刻意迴避那個地方，任由那些建築逐年累月的腐朽倒塌;房屋垮塌的過程也快得不可思議。到了1780年，只有些石頭與堆砌的磚塊還聳立在那片土地上，而到了1800年，這些東西就倒塌成了一堆堆看不出原來形狀的廢墟。沒有人會冒險深入那些叢生在河岸上、盤根錯節的灌木，因為那座曾開在山坡上的小門就位於這些灌木的後面;也沒有人嘗試構想，在約瑟夫·柯溫離開之後，他精心修建起來的恐怖地窟里會是怎樣一副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