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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他長得再大一些也更富冒險精神的時候，年輕的瓦德偶爾會冒險進入這一片由搖晃房屋、破舊橫窗、倒塌台階、扭曲欄杆、黝黑面孔與無名怪味雜糅成的混亂地帶;迂迴地沿著南中央大道走到南沃特街上，找出那些渡船與完好的汽輪依舊會停靠的碼頭，然後轉向北面地勢較低的地方，經過那座建於1816年、有著陡峭屋頂的大倉庫與格雷德大橋前的寬闊廣場——在那個地方，那座建於1773年的交易所依舊靠著自己古老的拱形結構堅實地聳立著。他會在廣場停留片刻，欣賞這座古老小鎮那令人眼花的美麗——看著它聳立在東面的懸崖上，用兩座喬治亞時期的尖塔當作裝飾，並且將新基督科學派教堂那巨大的穹頂當作王冠戴在頭上，就像倫敦將聖保羅教堂的穹頂當作王冠一樣。他最喜歡在接近傍晚的時候抵達這片地方，在這個時段，傾斜的陽光會為交易所以及山坡上那些古老的屋脊與鐘樓塗上一層金色，並在碼頭周圍灑下奇妙的魔法——過去，那些普羅維登斯的大商船曾在這些碼頭邊下錨靠岸，但現在它們都陷入了長長的睡夢之中。在長長地凝視過後，他會像是個詩人般深深地愛上這幅美景，並懷著這種愛慕近乎眼花繚亂地站起來;然後，他會在暮色中爬上回家方向的山坡，經過古老的白色教堂，登上那些狹窄而陡峭的道路。而路邊那些窗戶上的小窗框，以及那些高高地安裝在帶有古怪鍛鐵欄杆的雙層階梯之上的楣窗，紛紛開始透出黃色的燈火光亮。  

　　  再大一些的時候，他有時候去會尋找那些鮮明生動的反差。他會花上一半的散步時間走進那些他家北面日漸崩塌的殖民地時代城區;在那兒，山坡會向下連接著斯丹普斯山上一處較矮的高地，猶太區與黑人區扎堆地聚集在這片地方，而在獨立戰爭之前，開往波士頓的驛站馬車也常常是從這裡發車的。同時，他也會花上另一半的時間待在南部那些典雅優裕的街區，像是喬治街、畢納瓦隆街、珀瓦街、威廉斯街之類的地方，那兒的古老山坡依然如故地保存著那些完好的住宅、些許帶圍牆的花園以及陡峭的綠茵小巷。無數芬芳的記憶依舊都留在這片地方，不願離去。這些散步活動，加上散步時勤勉地研究與觀察，顯然解釋了查爾斯·瓦德為何會具備如此之多的考古知識——甚至多到最終將整個現代世界擠出了他的腦海;此外，這些活動也構成了一片精神土壤，讓那些——在1919年到1920年的那個決定命運的冬季里——落進這片土壤的種子長出了如此怪異與可怖的果實。

　　  威利特醫生很確定，直到那個發生了第一次轉變的不祥冬天之前，查爾斯·瓦德的考古熱情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病態的徵兆。對那時的他來說，墓園——除開那種古色古香的氣氛與重要的歷史價值之外——並沒有特別的吸引力;至於那些暴力、野蠻的本能更與他徹底絕緣。後來，他不知不覺地開始古怪地續寫起了自己在一年前考察時尋獲的宗譜成果;當時他在自己母親的家族裡發現了某個特別長壽的人——這個人叫做約瑟夫·柯溫，他於1692年3月從塞勒姆來到了普羅維登斯，據說他的身邊圍繞著一系列極端奇怪而又令人不安的故事。  

　　  瓦德的曾曾祖父維爾康·坡特於1785年迎娶了某個名叫“安·蒂林哈斯特”的女人，據說她是“詹姆斯·蒂林哈斯特船長的後人——伊莉莎夫人——的女兒”，但是家族中卻沒有留下任何與他父親有關的線索。可到了1918年，這個年輕的宗譜學家在查閱一卷手抄的原始市鎮檔案時發現了一條有趣的線索：案卷上有段敘述登記了一次通過法律程序變更姓名的申請，根據案卷的敘述，在1772年，一位伊莉莎·柯溫夫人——約瑟夫·柯溫的遺孀——帶著自己七歲的女兒安，申請恢復使用她的娘家姓——“蒂林哈斯特”;這一申請的理由是“她丈夫死後的某些事情使得她的夫姓已經成為了一種公開的恥辱;這些事情證實了一些古老而普遍的謠言，雖然這位忠貞的妻子在一開始並沒有相信這些謠言，但直到所有事情真相大白、再無任何疑問時不得不接受了現實”。發現這條記錄純屬偶然，當時他在不經意間分開了兩張粘在一起的書頁，然後找到了這段敘述——那兩張書頁被非常小心地粘在了一起，並且有人還更改了頁碼，試圖將它們當作完整的一頁來處理。

　　  查爾斯·瓦德立刻意識到自己發現了他過去一直都不知道的曾曾曾祖父。由於他之前曾聽過、讀過一些與此人有關的含糊報導和零散暗示，所以這個發現令他加倍地興奮起來;除開那些在現代已經完全公開的材料外，這個人並沒有留下多少公眾可以追查尋獲的記錄，就好像是存在著某種陰謀，想要刻意地將此人從記憶里塗抹掉一般。而且，那些顯露出來的線索全都非常奇怪，充滿挑逗意味，讓人不由得去好奇地猜想那些殖民地時期的記錄者究竟急切地想要隱瞞和忘卻些什麼東西;同時也讓人不由得懷疑他們是否有足夠正當的理由來刪除掉這些信息。

　　  在發現這條記錄之前，瓦德對於這位老約瑟夫·柯溫的浪漫想像全都是些無所事事的空想，而且他對這種狀態也非常滿意，並不多做關心;但是在發現自己與這位顯然被“掩蓋”的人物有親屬關係後，他開始儘可能系統地搜尋任何自己能找到的、與這位祖先有關的信息。通過這種興奮刺激的追尋，他最終獲得了超乎自己想像的成功;他在普羅維登斯當地那些滿是蜘蛛網的閣樓里找到了許多古老的信件、日記以及一捆捆未出版的回憶錄，此外，他還在其他一些地方找到了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片段——那些作者可能覺得這些信息不值得他們花時間去掩蓋銷毀。其中有一則重要的啟示是他在紐約發現的，因為弗朗西斯酒館裡的博物館中依舊保存著一些殖民地時期的羅得島州書信。但是，最重要的還是那些他於1919年8月在奧爾尼庭院裡那座行將傾塌的房子中的牆體嵌板後發現的東西，根據威利特醫生的觀點，這也一定是導致了瓦德眼下情況的禍根。毫無疑問，它打開了那些陰暗的景象，而這些景象的終點遠在比地獄更深的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