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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流傳千古的名作便從這樣的環境中誕生——也是新英格蘭對怪奇文學最偉大的貢獻,而我們也能立刻察覺到其中營造的氣氛的真實。在霍桑鮮活的描寫中,潛伏的恐怖與瘟疫時刻涌動在榆樹陰下那座覆滿青苔、飽經風霜的古屋之中,而在讀到這座古宅現任的主人——年邁的派奇昂中校——在那恐慌動亂的年代裡殘酷地將這片土地的原主人——馬修·莫爾——以研習巫術的罪名送上了絞架時,我們也能從其中捕捉到這片沉鬱的土地之中固有的邪惡。莫爾在臨死前詛咒派奇昂道:“神會讓他飲滿鮮血”,這塊土地上那口古井的井水當即變得奇苦無比。莫爾的木匠兒子同意為殺父仇人在這片土地上建造一座築有尖角的大屋,但這位老中校卻在動工前一天離奇地死亡。之後,這座大宅見證了派奇昂家族的興衰變遷,交織著各種關於莫爾詛咒的流言蜚語與家族成員詭異且悲慘的死亡。
籠罩在這座古宅——雖然在霍桑微妙的筆下不易察覺,但其就如同坡的厄舍大宅一般有著自己的生命——之上的濃濃惡意則是浸透這部歌劇般的悲劇中反覆出現的主題。當文章主線正式展開時,我們看到現今的派奇昂早已沒落:年邁的赫弗齊芭女士正逐漸陷入瘋狂,充滿孩子氣且屢遭不幸的克利福德新近才從冤案中釋放,而老中校的遭遇又在奸詐狡猾的族長派奇昂法官的身上重演——人物各自本身已經是這股強大惡意的表象,而後園中萎靡不振的植被與家禽更進一步增添了衰敗的氣息。遺憾的是,霍桑決定為這部作品添上一個幸福的結局,使活潑的菲比——派奇昂家族最後的子嗣——與莫爾家族最後的血脈,一位討人喜歡的年輕人結為連理,並以這樁婚姻打破了纏繞兩個家族許久的詛咒。霍桑向來對任何有關暴力的用詞與行文加以迴避,並將所有對恐怖的暗示巧妙地留在背景中,不過偶爾的一瞥卻足以維持其中的氣氛,並也多少成為了這部些許乏味的寓言的亮點。其中如18世紀初,痴迷於巫術的愛麗絲·派奇昂與她演奏的詭異大鍵琴曲屢次昭示著家族成員的死亡——便是對遠古雅利安傳說的新的演繹——將文中相對應的情節與超自然直接聯繫起來,而在古宅大廳里老法官的守夜,伴隨著古鐘毛骨悚然的滴答聲,則是最為鮮活、最為直白的恐怖。老法官之死的情節在文中任何人物甚至讀者意識到之前,便已通過窗外一隻奇怪的貓的動作暗示——而後這隻怪貓全神貫注地注視著窗內,好似看到了什麼,直到次日方才離去——如此精密的處理就連坡也要甘拜下風。顯然,這隻貓便是古代傳說中的引魂使者,在此處以巧妙的形式被霍桑寫入了現代背景之中。
不過霍桑並未留下任何足以影響文學潮流的遺產。他的文風與態度屬於由他所終結的時代,而真正得以流傳並發展壯大的則是坡的文學精神——全因為他完全理解恐怖之吸引力的自然基礎與掌握達到一定高度所需的技法。在坡早期的追隨者中,值得注意的一位是年輕有為的愛爾蘭人菲茨—詹姆斯·奧布賴恩(1828—1862),加入美國國籍之後在內戰中英勇獻身。他為我們帶來了《那是什麼?》——一篇關於確實存在但卻無形無體之物的精湛短篇小說,也是莫泊桑的《奧爾拉》的原型。他同時也是上乘作品《鑽石稜鏡》的作者,其中講述了年輕的顯微鏡觀察員愛上了水滴中的微小世界內一位年輕的女子。雖然確切地說其文學造詣還不能與坡或霍桑一般的巨匠相提並論,但不可否認,奧布賴恩的英年早逝仍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怪奇恐怖文學大師。
與偉大十分接近卻最終失之交臂的則是出生於1842年的職業記者安布羅斯·比爾斯。比爾斯生性乖僻,也如同奧布賴恩一樣參加了美國內戰,不過他得以生還,並在戰後寫下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之後卻與其夢魘般故事中的人物一樣,於1913年在團團疑雲中神秘失蹤。比爾斯是位政治宣傳文冊的編寫者,同時也是徹頭徹尾的諷刺作家,不過其藝術造詣的絕大部分則來自其充滿殘酷嘲弄的短篇故事,大多關於美國內戰,並屬於今日文學作品中對這場戰爭最為真實清晰的描繪。比爾斯的小說基本上均為恐怖作品,雖然其中大多遵循自然規則,僅涉足肉體與精神上的恐怖,但仍有一大部分承認了超自然邪惡的存在,也是美國怪奇文學基礎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詩人、批評家薩穆爾·洛夫曼先生,作為比爾斯依然健在的好友之一(58),在其通信選集的前文中對這位偉大的暗影締造者做出了如下評價:
“在比爾斯的作品中,恐怖的營造第一次脫離了坡與莫泊桑制定的範例與其作品中的怪誕,成為了一種明確且詭異般清晰的氣氛。雖然他簡潔的用詞時常使人聯想到平庸寫手有限的詞彙量,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便是如此簡單的語句,在比爾斯的筆下也得到了出人意料的變化,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褻瀆之恐怖。坡的文章是絕技的展現,莫泊桑則以緊張與不安編織出凌亂的高潮,但對比爾斯來說,樸實卻沉重的惡毒則向來是營造恐怖最為合理的手段,與此同時也處處心照不宣地認可著自然的法則。
“《哈爾平·弗雷瑟之死》中一草一木的布置均是對文中非自然之惡意精巧的襯托。比爾斯筆下的世界並不是眾人熟悉的盛世,而充滿了突如其來的謎團與夢魘中那令人屏氣寧息的掙扎。不過令人好奇的是,他的文中也不乏非人的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