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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言明他是間諜，是賣國賊。沒說他跳窗有外力相助。凱勒棲坐在咖啡館的凳子上，心想他們知道的還有多少沒透露。
接下來三天，拉姆斯蓋特的消息沒登半個字。這本身並不可疑——籍籍無名的律師自殺，哪來追蹤報導?不過凱勒還是仔細地在其他新聞里尋覓蛛絲馬跡，想找出和拉姆斯蓋特之死隱存的關聯。被控非法提供競選經費的某個遊說人、毒品火併戰里無辜中彈的日本遊客、國會某個拉鋸戰法案中的關鍵性一票——所有這類信息都有可能和霍華德·拉姆斯蓋特的跳窗事件這樣那樣搭上線。而他——事件執行者——卻永遠無法得知真相。
第五天早上，凱勒對著市長辦公室一則小丑聞搖頭時，突然納悶起自己有否遭人監控。拉姆斯蓋特死後，可有人在觀察他?可有人注意到，他開始每天一早都不在自家附近轉角買《紐約時報》，而是跑到五條街口以外買《華盛頓郵報》?
他仔細思量，覺得自己好可笑。不過話說回來每天早上購買《郵報》就不好笑嗎?幾天前他朝池裡扔了顆小石子，這會兒他則是不斷回來，想在平靜的池面偵測出一道漣漪的陰影。
他走出店，留下報紙。之後他想了想，領悟到自己幹嗎那樣做。
他是在找尋收尾，一種完事的感覺。每回他幫老頭完成任務，他都會打通電話，背上給人拍拍，和桃兒說笑一陣，而且依例都會收到錢。最後這步最重要，當然，不過認可也很重要，連同彼此的認知說：任務完成，手法精湛。
拉姆斯蓋特一案卻沒給他這些。無須報告，沒有人和他說笑，沒有人告訴他他做得多好。華盛頓辦公室里守口如瓶的人士也許正在談論他，可是他聽不到。巴斯科姆也許很滿意他的成果，不過他沒聯絡他，沒朝他背上拍幾下。
咳，也罷。
因為，士兵的命運畢竟就是這樣吧?沒有鼓聲號角等著他，沒有遊行，沒有勳章。沒有回饋沒有認可他也無所謂，而他或許永遠都不會曉得他這次行動的真正後果，更別提當初何以會把工作派給他。
這他可以接受。他甚至還興起一種特殊的滿足感。他不需要鼓聲號角，不需要遊行、勳章。他過的一向是歹徒生涯，而他的國家徵召了他。他也獻上了服務。
沒有人朝他肩膀輕拍。沒有人來電誇獎。沒有人會，這無所謂。他做的事、他提供的服務便是自身的報償。
他當了兵。
時間推移，凱勒習慣了不再有巴斯科姆的消息。然後某天下午他在時代廣場的半價售票口排隊時，有人拍拍他肩膀。“抱歉，”某人說道，遞給他一封信。“想來是你搞丟的。”
凱勒開口要說他沒有，然後認出這人停了口。巴斯科姆!他還沒來得及說話，男人就走了，消失在人群之中。
是張素白信封，封口黏好貼上膠帶。上頭沒寫字。依重量看來，投郵前可要貼兩張郵票。不過上頭沒郵票，巴斯科姆沒把信託給郵局。
凱勒把信放進口袋。排到第一個時他買了張當晚一場50年代音樂劇的票。他想到要買兩張，一張藏在挖空的南瓜里。然後八點大幕揭起時，巴斯科姆就會現身在他旁邊的位子上。
他回到家，打開信。上頭有個名字，連同佛羅里達彭帕諾海灘一個地址。有兩張拍立得照片，一張是一男一女，另一張是同一個男人——獨自坐著。有九張百元大鈔——不連號的舊鈔，還有兩張五十。
凱勒看著照片。兩張顯然隔了好多年。男人獨照那張看上去比較老，而他坐的可是輪椅麼?凱勒心想或許吧。
可憐的雜種，凱勒心生此念，然後猛地打住。這人不值得憐憫。婊子養的賣了國。
千元現金要付凱勒的開銷可差遠了。到西棕櫚海灘的經濟艙機票他得付全額，還得租輛車，完成任務前得在旅館房間住三晚，之後又一晚，然後才能搭乘早班飛機飛回家。霍華德·拉姆斯蓋特一案他收到的五百塊開銷費，支付了高速列車錢跟他房間以及一頓豐盛的晚餐，還有幾元餘額。不過要完成彭帕諾海灘的任務，他得自掏腰包。
倒也不是有所謂。多幾塊少幾塊他哪在乎?
迅速進出也許可以節省開銷，不過這趟作業看來挺棘手。賣國賊名叫杜魯克，路易·杜魯克，不過凱勒覺得叫他“賣國賊”要來得省事些。他住在布萊尼大道一間濱海公寓裡，就在彭帕諾海灘的正中。該處居民，想也知道，都是早過了中年垂垂老矣，賣國賊當然不是那兒唯一坐輪椅的人。另外有人行動要靠助行器，而運動細胞發達些的老頭兒則拄著拐杖昂首闊步。
凱勒的工作還是頭一回把他帶到這種地方，所以他不曉得是否所有銀髮族小區的安檢都跟此處一樣列入最高考慮，總之這裡真是比五角大廈還難溜進去。大廳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人把關，電梯和樓梯則有閉路電視監控。
賣國賊每天離開大樓兩次，早晚到海灘散心。幾乎次次都有個年齡是他一半的女人作陪——推著他的輪椅走在硬實的沙土上，然後在他曬太陽時念本西文雜誌抽一兩根煙。
精心設計的潛入大樓的方法凱勒想過之後放棄了。是能成，不過那又怎樣?女人住在賣國賊的公寓，所以他也得把她做掉。這點他可不會良心不安，因為平民死傷在新型戰爭當中在所難免，何況天曉得她是否真是毫不知情的棋子?沒錯，如果幹掉賣國賊的唯一辦法得要通過她，凱勒自會不做二想宰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