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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鐘響之前我就已經醒來了，很快地沖了澡，找到一把安全的刮鬍刀刮鬍子。在這屋子裡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自己滑進了一個老朋友剛剛放棄的生活，但是我沒讓自己想太多。我泡了一杯即溶咖啡，喝完咖啡後。穿上衣服，然後又穿上那雙皮鞋，把彪馬鞋塞進手提箱，連帶我昨天找到的一本書。
電梯裡的服務員和門口的警衛看都沒看我一眼，他們先前雖然沒見過我，但是現在是早上一般人的活動時間，在這幢陳舊的大樓里總會有房客──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偶爾讓陌生人過夜，然後在大清早把人趕走。
瑪麗琳.馬爾蓋特工作的美容院在第九大道與二十四街以北，隔壁有一家叫切爾西康芒斯的餐館。美容院的門當然是關著的，就像我的書店，外面是一扇鐵門，門上吊了一把掛鎖。我站在門口，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用彈簧片把鎖挑開。
沒有人注意我。天氣不錯，看來會是美好的一天。我穿著正式，而且看起來顯然值得尊敬，看到我的人一定會以為我用的是普通的鑰匙。
開門也沒費什麽工夫，雖然多花了一點時間，但也不是特別困難。
我打開門，警報器開始響。
這種事不管在現實中還是夢境裡都會發生。昨天下午我來找瑪麗琳.馬爾蓋特的時候就注意到了。我已經四處看過，知道開關就在第一把椅子附近的牆上。我進了店裡之後就直接走到開關前，把刺耳的警報器關掉。
沒什麽影響，這附近的鄰居一定已經習慣了：店主只要打開店門警報器就會響，除非是三更半夜或是響太久沒人管，他們才會打電話報警，除此之外他們只會當它是正常現象而不會多管閒事。
再說哪個白痴會去偷美容院?
偷這一家只花了半個多小時。我離開的時候，裡面的東西還是保持原狀，唯一的例外是警報器，我沒有再打開，免得我出門的時候它又響。抽屜里的錢我沒拿，裡面只有幾個硬幣和一些小額鈔票。
那把瑪麗琳用來指著我的槍我也沒拿，她果然把槍放回老闆的抽屜了，我讓它就留在原處。
我把手摸過的地方擦乾淨，橡膠手套跟我的服裝太不協調。出來之後我鎖上門，拉下鐵門，把鎖再掛回去。
卡洛琳的電話沒有人接，我想打電話給丹妮絲，想想又算了。我沿著第二十三街走，經過切爾西旅館，旅館外面的牌子上不是小兒科、足科醫生的名字，而是一些曾經在這裡下榻過的作家的名字──托馬斯.沃爾夫、狄蘭.托馬斯。我在第七大道向右轉，走進市區，偶爾會經過教堂，它們嶄新的裝飾就好像在慶祝這個季節。美麗的清晨，我對自己說，可能找不到比今天更好的一天為埃博爾.克羅舉行葬禮了。
當然我提醒自己，今天舉行的還不是真正的葬禮，真正的葬禮可能還得等一陣。但是只要今天的追悼式能照我希望的進行，或許能讓我的老朋友早點得到安寧，即使是靈魂上的而非肉體上的。我在他的屋子裡待了一個晚上，他就是在那間屋子裡被殺的，老實說我並沒有感覺到他不得安息的靈魂。我不是個敏感的人，有些人對這種事很敏感，如果在客廳可能會感覺到埃博爾的陰影就在身邊，就在地毯上哭喊著要復仇。雖然我感覺不到那些東西，但也不敢說它們真的不存在。
我走到第十四街的一家咖啡館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培根、煎蛋、柳丁汁、新鮮的烤麵包，還有一大壺咖啡。我買了一份星期天的《紐約時報》，把那些沒有人會看的部分丟掉，拿著剩下的部分走到華盛頓廣場。我坐在一條長椅上，對那些熱心地向我兜售東西的年輕人置之不理，他們要賣給我的無非是那些會改變人心情的時髦化學藥品。我看報紙，偶爾看看過往的人群。廣場上的鴿子、滑稽的灰松鼠、爬單槓的小孩、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玩飛盤的青少年、要錢的乞丐、走路搖搖晃晃的醉漢，下棋的人、在一旁觀棋並搖頭咋舌的人，以及那些無視禁止標誌、隨處遛狗讓狗隨地大小便的人。毒販叫賣著貨品，就和賣熱狗、冰淇淋、義大利冰品、氫氣球和素食點心的小販一樣。我一眼看到了我心愛的小販──一個黑人，他在賣一種很大個、黃色、全身毛茸茸、嘴巴是橘色的鴨子，那是我見過的最蠢的東西，但就是有人在買，我實在想不出來為什麽。
我從公園走去搭乘地鐵，一點半左右到了圓石丘，二十分鐘之後到了救世主教堂。我見到了傑西卡.加蘭德和她的同居男友，他叫克萊.梅里曼，是個手長腳長的傢伙，全身上下只有骨頭，笑的時候只看到他的兩排牙齒。我告訴他們我的計畫，他似乎有點跟不上，但傑西卡馬上就明白了，她畢竟是埃博爾的外孫女，不是嗎?
我看了一下追悼式的場地後，告訴她要怎麽安排座位──我假設他們不會一進來就搶位子。然後我要她和克萊去迎接客人，而我自己就到大廳後面一間像是牧師書房的房間等著。
兩點半，管風琴的音樂響起，這時客人應該都到了，但是會遲到的人還是會遲到，所以追悼式晚了十分鐘才開始。我在牧師的書房裡消磨這十分鐘，來回踱步，也許就像牧師在布道前的預演。
時間終於到了，我從手提箱裡拿出兩本書，然後又扣上手提箱，把它留在房間的一個角落。我沿著走廊走到眾人聚集的大廳，穿過主廳旁邊的通道，登上一個兩尺高的台子，在講桌前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