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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餐，我開始忙碌起來。我不記得那些牌子上的名字，當初可能覺得沒必要。現在我要做的是叫一輛計程車載我到八十九街和河濱路的轉角。我故意裝作漫不經心似的經過大門口，然後很快在心裡記下那七個名字。走過幾幢房子之後我停下來，在忘記之前趕緊拿出筆寫下。接著我繼續向東走到百老匯大街，在那兒的一家古巴人開的中式快餐店點了咖啡。店裡的中國菜或古巴菜也許不錯，但咖啡喝起來就像每一顆咖啡豆在研磨之前都用變質的牛油拌過。
我摸出零錢打電話，先試試那三個精神科，他們的門診預約到下個星期都滿了，我和最後一個預約了下星期一。我想，在那之前我如果什麽也沒辦成，至少還有一條出路。到時如果真是這樣，我可能真的需要精神科醫生了。接著我看著剩下的那四個名字，小兒科太困難，除非我向丹妮絲借傑瑞德，我可不想這麽做。那個牙科可能會替我看，特別是如果我假裝牙痛很嚴重，可是我真的希望讓一個不認識的牙醫亂動我的嘴巴嗎?再說因為之前的種種原因，這輩子我可以到克里斯特爾.謝爾德里克那兒免費看牙【註：參見《衣櫃裡的賊》。】，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牙醫。幾個星期之前，我才在他那裡洗過牙，而且我也沒興趣張嘴說：“啊……”我不需要看牙科。
看來眼科最適合，比精神科還適合。檢查眼睛也花不了多少時間，我只要確定他們不在我的眼睛裡滴眼藥水，因為那會讓開鎖變得困難。話說回來，我是不是也該去看眼科了?我從來不需要眼鏡，而且也不覺得自己需要，但是我不再年輕，根據專家的建議最好每年檢查一次眼睛，可以防患青光眼什麽的。所以──
我打了電話要求約時間，但那傢伙去巴哈馬度假了，要下個星期一才回來。
現在只剩下默里.法因辛格。我邊打電話邊想要用什麽理由去看門診。接電話的是一個帶布隆克斯區口音的年輕小姐(後來我才知道她的頭髮是紅色的)，她問我哪裡不舒服。
“我的腳。”我說。
“你平常跑步還是跳舞?”
跳舞的人看起來應該有舞者的樣子，但任何人都可以看起來像跑步的人，只要會流汗，再加上穿一雙可笑的鞋子。
“跑步。”我回答。她替我安排了時間。
我馬上回家換上彪馬鞋，讓自己看起來像慢跑的人，再打電話給卡洛琳取消午餐，告訴她我要去看醫生。她問我要去看什麽醫生，我騙她說是去看眼科，因為她要是問起我的腳出了什麽問題，我一定答不出來。當然那時我還不知道我有摩頓腳，離得軟骨腫瘤只有一步之遙。她問我眼睛怎麽了，我告訴她我最近只要看書久一點就會頭痛，她似乎相信了。
我沒跟她提到那個午夜電話。
一點十五分，我到達法因辛格的診所，大樓的管理員先打電話到樓上問清楚，確定我和醫生約了時間。電梯員看著我找對了門。
現在我花了三十美元，突然覺得自己的腳太窄、鞋子太寬。也許我真該去看小兒科，我可以謊報年齡。
我把耳朵貼在埃博爾的門上仔細聽，什麽聲音也沒有。門邊有一個按鈕，我輕輕按了一下，可以聽到屋子裡很小的電鈴聲。沒有其他聲音，我又敲了一下門，同樣沒反應。我深吸一口氣，拿出口袋裡的工具開了門。
情況真的就這麽簡單。警察在門口貼了封條，禁止辦案人員之外的人進入，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沒有特別把門上鎖，大概是因為大樓的安全系統夠嚴密。那個打開埃博爾警察鎖的鎖匠(他把門閂鑽開，而不是把它挑開，我認為太不專業了)只留下最原始的門鎖防止有人進入，那是一把西格爾鎖，你只要把門關上它就會自動上鎖。另外還有一個必須用鑰匙開關的門閂，警察可能有鑰匙──他們可以向大樓的管理員要或從上司那裡拿──總之，最後一個離開的人並沒有用鑰匙，因為只有自動鎖鎖上了。那就像有安全瓶蓋的阿斯匹靈藥瓶一樣好打開，如果我有鑰匙可能會快一點，不過也不會快很多。
我走進去，關上門，閂上門閂。我在玄關處猶豫了一下，覺得有什麽不對勁，好像少了什麽東西，卻不知道是什麽。管他呢!我從陰暗的玄關走進客廳，外面的光從窗子透進來。靠近窗戶左邊的地方，我看到用粉筆畫的輪廓：一半在光潔的地板上，一半在狹長的地毯上。那是一塊漂亮的地毯，粉筆的痕跡顯得不協調。
看著粉筆的輪廓，我可以想像他的身體躺在那裡，一隻手臂向外伸直，一隻腳朝向那天晚上我坐的沙發。我不想看粉筆的記號，但視線似乎無法移開。我覺得可笑。我轉身回過頭，沿著記號繞了半圈走到窗戶邊，看著外面的公園和對面的河流。
現在我終於知道剛才在玄關困擾我的是什麽了，進門時缺了我平常慣有的那種感覺──就像浮摩斯注意到夜裡沒有狗叫聲一樣。那種觸電的感覺沒有了：那種闖空門的時候，入門一剎那的激動不見了，那種像咖啡流進靜脈的感覺不見了。我是以小偷的身分進來的，特別是應用了我的聰明才智，但是我既沒有勝利也沒有快樂的感覺。
這裡是一個老朋友的地方，他剛剛死去，這讓我感覺不到一點樂趣。
我看著遠處的紐澤西，它還是老樣了。天空突然在我進來的這幾分鐘之內變暗了，看起來像是要下雨，這表示昨天晚上的月暈果然準確地預測了天氣，或者根本不准，這要看它到底代表什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