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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

　　  埃迪的葬禮過後沒多久，我接到一通沃倫·赫爾德特克打來的電話。他們剛為保拉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告別式，我想他打電話給我，是整個哀悼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宣布她死於船難，”他說，“我們談論這件事，這好像是面對的最佳方式。我想她的確是死於船難，即使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

　　  他說他和他妻子都一致同意付給我的錢還不夠，“我已經寄了一張支票給你。”他說。我沒有跟他爭。我當了夠久的紐約警察，已經不會跟任何想給我錢的人爭辯。

　　  “另外如果你想買車的話，”他說，“那是再歡迎不過，我會算成本價給你。我很樂意替你這麼做。”

　　  “我會不知道該把車停在哪裡。”

　　  “我知道，”他說，“換了我住在紐約，就算有人送我車我也不會想要。不過不管有車沒車，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裡。好吧，你應該很快就會收到那張支票了。”  

　　  三天後我收到了，一千五百元。我想確定自己會不會不安，最後的結論是不會。這是我賺來的，我花了很多力氣去做事，也得到滿意的結果。我推過那道牆，牆移動了一點點，所以我已經把工作真正做好了，也應該因此得到報酬。

　　  我把支票存進銀行，然後提了一些現金出來，付掉一些帳單。又把十分之一換成一元，而且確定自己的口袋裡常有足夠的一元零錢，當我在路上碰到跟我要錢的人，我就照舊隨意地給他們一元。

　　  收到支票那天，我在和吉姆·費伯吃晚餐，我告訴他整個故事。我需要找人傾吐一下，而他有風度地傾聽一切。“我想出這筆報酬是怎麼算的了，”我告訴他，“一千元是給我查出保拉的死因，一千五百元是報答我的謊言。”

　　  “你沒辦法告訴他真相。”

　　  “嗯，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告訴他。我告訴他‘一個’真相。我告訴他保拉死了，是因為她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我也告訴他殺保拉的人已經死了。葬身大海聽起來要比餵豬吃好聽多了，但這有什麼差別?反正人已經死掉了，而且都同樣是被吃掉。”  

　　  “我想是吧。”

　　  “被魚吃掉或被豬吃掉，”我說，“就這一點來講，又有什麼差別?”

　　  他點點頭，“你告訴赫爾德特克先生的時候，為什麼希望薇拉聽到?”

　　  “我希望一開始焦點不在埃迪身上，而是保拉，這樣我就可以趁她不備。而且我希望我錄音時，她都在場，這樣她被警方逮捕時，就不會亂找藉口脫罪了。”我想了想，“或許我只是想騙她吧。”

　　  “為什麼?”

　　  “因為在我拿到埃迪的驗屍報告，又在她的藥物櫃裡發現水合氯醛之前，曾告訴過她很多我的事情。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疏遠她。之後我沒再跟她睡過覺。那回我們一起出去，我想我是故意讓她喝那麼多酒。我希望她失去意識，我希望我們兩個不要上床。我不確定是她乾的，那時我什麼都不知道，但我擔心她會是兇手，所以我不想跟她太過親密，或者有親密的假象。”

　　  “你在乎她。”  

　　  “當時有一點。”

　　  “現在你有什麼感覺。”

　　  “不太妙。”

　　  他點點頭，又給自己倒了一杯茶。我們在一家中國餐館，他們已經給茶壺添了兩次茶了。“喔，趁我還沒忘記，”他說，伸手去掏他那件陸軍夾克的口袋，拿出一個小小的硬紙板盒子。“這或許無法鼓舞你，”他說，“不過有點用處。這禮物送給你，來，打開看看。”

　　  盒子裡頭是業務名片，很漂亮，是凸板印刷。上頭印著我的名字，馬修·斯卡德，還有電話號碼。沒別的了。

　　  “謝謝，”我說，“很漂亮。”

　　  “我心想，老天，你應該有盒名片。你有個哥兒們在開印刷店，你應該有名片才對。”

　　  我再度謝謝他，然後笑了起來，他問我有什麼好笑的。“如果早先我有這些名片的話，”我說，“我就永遠不會知道誰殺了保拉。”  

　　  一切就是這樣。大都會隊繼續挺進贏得分區錦標賽，下個星期季後賽，他們將碰上道奇隊。揚基隊還是有勝算的，但看起來，美國聯盟應該是波士頓紅襪隊和奧克蘭運動家隊出線。

　　  大都會隊確定贏得分區錦標賽那天晚上，我接到米克·巴盧打來的電話。“我想到你，“他說，”這陣子你找天來葛洛根吧，我們可以坐在那裡一整夜，講講謊言和傷心的故事。”

　　  “聽起來不錯。”

　　  “到了早上，我們還可以趕去參加屠夫彌撒。”

　　  “我會找一天去。”我說。

　　  “我坯在想，”他接著說，“來跟埃迪告別的那些人。你也參加那些聚會，是吧?”

　　  “是。”

　　  過了一會兒，他說：“這幾天我可能會找你帶我去。只是好奇，你知道，只是想去看看怎麼回事。”

　　  “隨時歡迎，米克。”

　　  “啊，不急，”他說，“沒什麼好急的，對吧?不過這幾天我會找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