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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得非找神父不可。不過你如果擔心被說出去的話——”
“你以前就是這麼做的嗎?找神父?”
“我是和另外一個人進行這個階段,你也認識,吉姆·費伯。”
“他沒去火焰餐廳吧?”
“他今天晚上沒去。”
“他是做什麼的,警察還是警探?”
“不,他是做印刷的,他在第十一大道開了家印刷店。”
“噢,那作印刷店的吉姆。”他說,“他戒酒好久了。”
“快九年了。”
“是啊,真夠久的了。”
“他會告訴你一天只要戒一回就行了。”
“是啊,他們都是這麼說的。不過還是他媽的九年了,不是嗎?不論你詳細劃分成多小的單位,高興的話還可以用一個小時或一分鐘作單位,照樣是快要九年了。”
“那倒是真的。”他又掏出一支煙,然後改變心意,把煙放回盒裡。“他是你的輔導員嗎?”
“非正式的。我從來沒有正式的輔導員,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正式。吉姆是我想打電話找人聊聊時會找的人。”
“我戒酒的第二天,曾經找了一個輔導員。我的電話不能用,反正我沒給他打過電話。我們在不同的地方參加聚會,所以我後來也沒再見過他。”
“他叫什麼名字?”
“大衛。我不知道他姓什麼,而且說真的,我不太記得他長什麼樣子了,上回見過他之後已經過了好久。不過我沒丟掉他的電話,所以我想他還是我的輔導員。我是說,如果有必要的話,我還是可以打電話給他,對吧?”
“當然。”
“我其實可以找他參加那個進階課程。”
“如果你覺得跟他談比較自在的話。”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你當過任何人的輔導員嗎,馬修?”
“沒有。”
“你聽過任何人的第五階段嗎?”
“沒有。”
人行道上有個瓶蓋,他踢了一腳。“因為我覺得是我引起這個話題的。真是無法相信,一個壞蛋去向警察告解。當然你現在不是警察了,可是你是不是還是必須把我講的事情向警方報告?”
“不,我並沒有替證人或當事人保密的法定權利,就像神父或律師一樣,不過我照樣會保密。”
“你會樂意嗎?去講這些我覺得真是一堆狗屎,或許你根本不想聽。”
“我會逼著自己保密的。”
“我覺得提這個要求真可笑。”
“我懂,我也有同感。”
“如果事情只牽涉到我,”他停下來,說,“我想要做的是,花幾天時間,在心裡把這些事情理清楚,好好想明白。如果你還願意的話,我們可以一起去參加那個課程,我會說一些。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不要急,”我告訴他,“等你準備好再說吧。”
他搖搖頭,“要等到我準備好,那我永遠也不會去做。給我一個星期想清楚,然後我們就可以坐下來談了。”
“你一定要想清楚,這是課程的一部分,花多久時間都沒關係。”
“我已經在想了,”他說著笑了起來,手搭在我肩膀上,“謝了,馬修。我家就在前頭,該說晚安了。”
“晚安,埃迪。”
“周末愉快。”
“你也是。或許我會在聚會碰到你。”
“聖保羅那兒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有聚會,對吧?我星期一晚上或許會去。馬修,再次感謝你。”
他走向他家那棟公寓,我在第十大道上往前走了一個街區,再往東走過一個路口。靠第九大道那邊的拐角過去幾步,有三個年輕人靜靜地等在我前方的一個門洞裡,他們盯著我走到那個拐角,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目光像箭一樣射進我後背。
走回家的途中,一個妓女問我要不要伴。她看起來很年輕,沒什麼經驗,不過她們都是這樣,毒品和病毒很快就會弄得她們衰老不堪。
我告訴她下回吧,她那如同蒙娜麗莎一樣的笑容一路跟著我回家。到了五十六街,一個只穿著背心的黑人跟我要零錢。又走了半個街區,一個女人走出陰影對我提出同樣的要求,她一頭平順的金髮,那張臉就像大蕭條時代的老照片上那些失去土地而出走家園的俄克拉荷馬流民。我分別給了他們一塊錢。
旅社前台沒有留話。我上樓回自己的房間,沖了澡,然後上床睡覺。
幾年前,西五十一街離哈德遜河半個街區的地方,有三個姓莫西里的兄弟擁有一棟四層樓高的小紅磚建築。他們住在三、四樓,把一樓租給一個愛爾蘭業餘劇場,晚上則在二樓賣啤酒和威士忌。有一陣子我常去,在那兒大概碰到過米克·巴盧六七次。我不記得我們交談過,不過我記得在那兒見過他,而且當時我知道他是誰。
我的朋友斯基普·德沃曾這麼說,如果巴盧有十個兄弟圍成一個圓圈,你會以為自己置身於英國威爾夏的史前巨石柱群。巴盧就像個史前巨石,他也有那種嚇人的架式。有天晚上,一個叫阿羅諾的女裝工廠老闆把一杯酒潑在巴盧身上,他立刻不停地道歉,巴盧擦掉酒漬,跟阿羅諾說沒關係,但阿羅諾隨即出城一個月都不敢回來。他甚至沒回家收拾行李,直接就搭了計程車到機場,一個小時之內就上了飛機。我們都同意,他是個謹慎的人,但並不過分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