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因此這裡說的“心理學”並不是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而是指“認知心理學”(cognitivepsy chology)。我認為在這一點上，海倫·麥克洛伊和格拉蒂斯·米歇爾那種早年的“精神分析”推理小說有本質區別。

　　  舉動，就是威靈醫生破解其動機的核心線索。《月光下的男人》中的兇手一句下意識的話，反映出他(她)對某人心懷仇恨。《致命的真相》和《誰的電話?》當中的兇手都是一句話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某種感官異於常人。《冒牌的拜佐爾·威靈》中威靈醫生通過分析盲人對世界的感覺，得以解開奇怪的死亡留言。而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線索，恐怕要數《謀殺提示》當中兇手的怪異行為。兇手為何兩次闖入劇院附近的刀具店，卻沒有偷走任何東西，只是放走了籠子裡的金絲雀?拜佐爾·威靈醫生在最後給出了完美的心理學解釋。

　　  心理線索不只局限於人，還可以推廣到動物。《分足先生》里鸚鵡轉述的死亡留言《恐慌》中狗的異常行為，都是動物留下的心理線索。此外，海倫·麥克洛伊還特別喜歡“塗鴉”這種線索。一般是受害者或者兇手在紙上留下奇怪的記號，含有某種隱晦的意義，一旦它得以破解，案情也就明晰了一大半。塗鴉本身是物質線索，但它反映的是受害者或兇手當時的思想，因此也可算是一種心理線索。《妖怪市場》中，死者生前留下的由餅和方塊構成的神秘圖形《跑掉的那一個》中，由E、I、R三個字母組成的圓圈;短篇《飛來飛去的蟲子》中，電話簿上的無形狀塗鴉，都是典型的塗鴉線索。  

　　  和威靈醫生銳利的心理洞察力相對，小說里的兇手也經常採用心理方面的詭計。最典型的是恐嚇詭計，代表作有《猶在鏡中》、《唱歌的鑽石》《時間的問題》。此外《分足先生》的心理密室和《燒毀》里兇手對狗的聽覺操縱，也都屬於心理詭計。

　　  強調心理學的推理小說不少，但像海倫·麥克洛伊這樣持續、穩定地採用心理線索和心理詭計的作家則不多見。這是她和傳統推理小說的分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海倫·麥克洛伊的拜佐爾·威靈醫生系列作品在古典推理小說中是獨樹一幟的。

　　  繼往開來的“理系推理”

　　  海倫·麥克洛伊的很多案情解決需要用到生僻的科學知識。套用日系推理界一個時髦的詞彙，就是“理系推理”。和某些日本作家純粹炫學、可有可無的“理系推理”不同，海倫·麥克洛伊小說中的科學知識總是對案情解決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作者自己很好地概括在短篇《飛來飛去的蟲子》開篇的第一句話里：

　　  拜佐爾·威靈醫生經手的大多數謀殺案，核心線索往往是一條生僻的知識。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死亡之舞》中，作者討論了毒藥引起身體變熱的科學依據《月光下的男人》中，威靈醫生通過某種金屬的特殊化學性質，推斷出死者生前從事的秘密的化學研究;《致命的真相》《誰的電話?》和短篇《無辜的竊聽》中，威靈醫生都運用了關於人體感官的生僻知識《謀殺提示》中的一條核心線索涉及某種特殊的疾病;非系列作品《恐慌》和《冒名者》中，作者相當專業地討論了多種密碼學算法《三分之二只鬼》的知識競賽涉及醫學和文學的生僻知識，後來成為破案的關鍵線索;而《時間的問題》里，兇手的心理詭計，其科學基礎乾脆就是歷史上一個有名的心理學實驗。

　　  身為一個女作家，海倫·麥克洛伊能在作品中運用這麼多的科學知識，無疑難能可貴。和早年R.奧斯汀·弗里曼、亞瑟·瑞夫開創的“科學偵探”不同，拜佐爾·威靈醫生從不使用奇怪的科學儀器(《月光下的男人》的測謊儀除外)，也不把科學實驗當成是一種常規的偵破手段，而只是用知識來進行推理，這一點非常接近我們即將闡述的直覺主義流派。

　　  “直覺主義”的聯繫

　　  就歐美古典推理小說而言，和“現實主義”相對的流派是“直覺主義”(intuitionist)。直覺主義強調偵探的天才推理，而不是辦案程序和物質證據。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是黃金時期的“三巨頭”——阿加莎·克里斯蒂、約翰·狄克森·卡爾、埃勒里·奎因。古典推理小說作家或多或少總會受到這三巨頭的影響，海倫·麥克洛伊同樣不能例外。譬如《誰的電話?》當中的一條核心推理，就和克里斯蒂的短篇小說《巧克力糖盒》如出一轍;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海倫·麥克洛伊在《埃勒里·奎因神秘雜誌》發表了不下十四部中短篇小說，她直白流暢的敘事風格頗似奎因;而《冒牌的拜佐爾·威靈》題獻卡爾夫婦，則表明她和卡爾過往甚密。

　　  直覺主義流派的一個標誌性產物是“不可能犯罪”，意指那些表面上看來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的罪案，比如兇手從密閉的房間裡消失。“不可能犯罪”小說的解謎趣味不只在於找出誰是兇手，更在於破解兇手的作案手法。海倫·麥克洛伊有多部作品涉及不可能犯罪，茲列舉如下。

　　  ●《死亡之舞》(1938)——死者在大雪天中暑身亡。兩個人喝下同一杯毒藥，一人死亡，另一人卻安然無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