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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找到生還的證人，假裝是自由記者並不怎麼行得通。在保護強姦案受害者方面，咱們的司法系統還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辯方律師可以當著上帝和眾人的面，再重新對她們施暴一遍。但此刻在電話中，沒有任何人會透露受害者姓名。

　　  於是我將目標轉向性犯罪小組，身份又變回私家偵探：馬修·斯卡德，受僱於某電影製作人，他正在拍攝一部關於綁架與強姦的周末電視劇集。爭取到擔任女主角的女演員(目前我無權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對該角色進行深度研習，尤其想與真正有過類似不幸經歷的女性面對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願親身遭遇之外，什麼細節都想知道。願意協助她的女性將依照其意願，受聘擔任技術顧問，或在影片前後列名感謝。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電話號碼，也不會逕自主動聯絡。我希望該小組某位人員，如曾擔任過這樣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輔導工作，或許能夠代為聯絡。我解釋道，在我們的劇本里的受害者，遭到兩名有虐待狂的強姦犯挾持，進入一輛貨車，受到凌虐，並被威脅將受到極大的生理傷害，尤其是被切除肢體。當然，如果能找到和我們的虛構人物有同樣經歷的女性最為理想不過，而這位女性又願意協助我們，同時藉此過程為未來可能遭遇類似經驗的女性盡些微薄之力，或給予已經歷經類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療的機會，即請她出面指導我們的好萊塢當紅女星演出一個可能成為經典的角色——  

　　  這個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紐約這樣大街小巷隨處可見電影攝影小組作業的城市，一提到電影工業，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們的注意力。“只要對方有興趣，請她打電話給我，”最後我把名字及電話號碼留下，“她們不必提供真實姓名，整個過程都可以選擇匿名參與。”

　　  埃萊娜走進來的時候，我正準備結束和曼哈頓性犯罪小組一位女警員的談話。她等我掛了電話之後說：“你怎麼可能在旅館接聽這些電話?你從來不在那兒。”

　　  “櫃檯會幫我留話。”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電話號碼的人的話?這樣，你乾脆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們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們打來的時候，電話應答機里是個女人的聲音。我做你的助理，幫你篩選那些願意留下姓名和電話號碼的人，有什麼不好?”

　　  “沒什麼不好，”我說：“你確定你想這麼做?”

　　  “當然。”

　　  “那我太高興了。我剛才打的是曼哈頓小組，之前還打過布朗克斯區。本來想把布魯克林和皇后區留到最後，因為我們知道綁匪在那一帶活動過，我打算借著前面的練習把說不通的部分順一順。”  

　　  “現在全說得通了?我不是想多嘴，不過你覺得讓我來打這些電話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你的語氣聽起來的確夠溫和，也夠有同情心，可是我總覺得只要是由男人來討論強姦，他好像總避免不了藉此過癮的嫌疑。”

　　  “我知道。”

　　  “你看你只要一說‘周末電視劇集’，大家立刻聯想到女性又要在另一部廉價煽情電影中受到蹂躪了。但若換成我來說，感覺馬上就升華了，仿佛這整件事是全國婦女組織贊助的一般。”

　　  “你說得對。但我也覺得由我來講還可以，尤其是曼哈頓小組反應還不錯，不過抗拒力還是很大。”

　　  “你講得好極了，親愛的，不過讓我來試試如何?”

　　  我們先就前提溝通一遍，確定她都記下了，然後我撥通了皇后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性犯罪小組，把話筒交給她。她在電話上大概講了十分鐘，語氣既誠懇、幹練，又具專業水準。當她掛上電話時，我真有鼓掌的衝動。

　　  “你覺得如何?”她問：“會不會太誠懇了點?”  

　　  “我覺得完美極了。”

　　  “真的?”

　　  “嗯，看到你這樣撒謊還面不改色，真是嚇人。”

　　  “我了解。每次我聽你講話的時候心裡都在想，這麼誠實，他什麼時候學會這樣撒謊的?”

　　  “我從來不認得哪個好警察不是說謊高手的，”我說，“你永遠都在扮演角色，擺出一種適合對方的舉止態度。這種技巧對私家偵探來說更重要，因為你查的情報永遠都是你在法律上無權過問的。如果說我在這方面很在行，那是因為這是工作要求之一。”

　　  “我的情況也一樣，”她說，“現在想想，其實我也無時無刻不在演戲，那就是我的工作。”

　　  “順便提一下，昨晚你的戲演得好極了。”

　　  她瞪我一眼，“可是很累，對不對?我是指說謊這件事。”

　　  “你想退出?”  

　　  “門兒都沒有，我才剛剛熱身哪。下一個打給誰，布魯克林還是斯塔頓島。”

　　  “別去管斯塔頓島。”

　　  “為什麼?難不成斯塔頓島就沒有性犯罪?”

　　  “在斯塔頓島上性就是犯罪!”

　　  “哈哈!”

　　  “真的，或許他們也有性犯罪小組吧，我不知道。可是那個區的事件跟其他四個區比起來，簡直不算數。而且我實在無法想像三個男人駕著一輛貨車飛車駛過韋拉扎諾大橋，就為了過去強姦和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