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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都有兩場午夜的聚會，最近的地方在西四十六街，我趕到的時候，聚會剛剛開始。我倒了杯咖啡坐下，幾分鐘後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我叫彼得，我是個酒鬼，也是毒蟲。”很好，我心裡想。“我恢復了一天。”他說。

　　  不太好。星期二他清醒了兩天，今天他清醒了一天。我知道那一定很痛苦，拼命想回到救生艇上，卻怎麼也夠不著邊。然後我就不再想彼得·庫利了，因為我是為了自己才去參加聚會的。

　　  我很專心地聆聽主講人的發言，不過卻說不上來到底聽到了什麼，等主講人講完了，宣布聚會開始，我立刻舉手。他們點了我，我說：“我叫馬修，我是個酒鬼。我已經清醒了兩年，從我踏進協會那一刻開始，我經歷了不少事，有時候我會忘記其實我生活得很混亂。目前我與我女友的關係正面臨一個困難的階段，而且我一直沒有自知之明，直到剛才。在我來這裡以前，我覺得很不自在，必須站在蓮蓬頭下沖五分鐘的澡，才終於搞清楚我自己的感覺到底是什麼。我明白那是恐懼，我在害怕。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我感覺如果我放任自己的感情，就會發現其實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我都怕。我害怕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也害怕不跟她在一起。我害怕有一天早晨當我醒來時，會發現鏡子裡有個老頭子在瞪我。我怕我會孤孤單單死在那個房間裡，直到臭味漫出門外，才被人發現。  

　　  “所以我穿上衣服，趕來這裡，因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有這種感覺，經過了這麼多年，我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這樣講一通之後就會好過很多，不過它就是有幫助。謝謝各位。”

　　  我想我講話的口氣大概像個神經病吧，不過我已學會別他媽的在意別人怎麼想，我的確不在意。對我來說，在那個房間裡那樣掏心挖肺出奇的容易，因為除了彼得·庫利之外，我不認識任何人。要是他真的只清醒了一天，大概也聽不完整句話，更別提聽完了還記得。

　　  或者沒那麼糟吧。聚會結束時，大家站起來一起念平靜禱告詞，念完後，坐在我前面兩排的一個男人過來要我的電話。我給他一張名片。“我常常不在家，”我說，“不過你可以留話。”

　　  我們聊了一會兒，等我去找彼得·庫利時，他已經走了。我不知道他是說完了馬上就離開，還是等到聚會結束。總之，他已經離開了。

　　  我有個感覺，他並不想見我，我可以了解。我還記得剛戒時的痛苦，熬個幾天，喝了酒，然後再從頭開始。他還處在另一種劣勢里，因為他曾經清醒了一段時間，現在再一次失去控制，肯定覺得很羞辱。加上他目前的經歷，要想重拾自尊，可能需要一段時日。  

　　  不過話說回來，他現在是清醒的。雖然只有一天，但我們誰又不是這樣呢?

　　  周六下午我本來在看電視運動節目，後來決定休息一下，打了個電話給接線員。我告訴她我的卡掉了，不知該如何啟動及解除轉移服務。我想像她在查過記錄之後，發現我從未訂購該項服務，於是打電話給九一一，請巡邏車將整個旅館包圍。“把電話放下，斯卡德，把手舉起來。”

　　  我還沒想像完，她已經接給電話錄音，由電腦語音向我解釋該怎麼做，它講得很快，我來不及全寫下，所以我又打了一次電話，重複整個過程。

　　  我準備出門去埃萊娜家的時候，便按照指示，讓所有的電話都自動轉到她那部電話上，至少理論上會這樣。不過我對整個程序並沒有多大信心。

　　  她買了票去看曼哈頓劇場俱樂部的演出，那出戲非常晦澀、陰鬱，是個南斯拉夫劇作家寫的。我感覺一定有很多東西因為翻譯而損失了，不過整齣戲的張力還是很具壓迫感，帶領我進入人類內心黑暗的甬道，完全沒有燈光。

　　  雪上加霜的是他們沒有安排中場休息時間，結果十點一刻結束時，我們覺得一分鐘也沒辦法多待了，因為每一刻都讓人窒息。最後演員謝幕，劇院裡的燈光亮起，我們一個個像殭屍般挨出門。  

　　  “良藥苦口啊。”我說。

　　  “還是毒藥?對不起，最近我挑的很賣座，對不對?先是那部你痛恨的電影，現在又是這個。”

　　  “我並不討厭這齣戲，”我說，“我只是覺得我跟它打了十個回合，臉上挨了好幾拳。”

　　  “你覺得它想表達什麼的信息?”

　　  “或許用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語講最淋漓盡致吧。信息啊?我不知道。也許它想說這個世界實在很糟糕吧。”

　　  “要了解這一點何必去看戲，”她說，“讀讀每天的報紙就行了。”

　　  “哦，”我說，“或許在南斯拉夫情況不同。”

　　  我們在戲院附近吃了晚餐，那出戲的氣氛纏著我們不放。

　　  吃到一半，我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想為那天晚上的事道歉。”

　　  “已經過去了，親愛的。”

　　  “我可不確定。最近我的情緒很怪，一部分是因為這件案子。有了一兩個突破，我以為有進展了，現在又陷入困境，我感覺好像進退維谷。但我不希望這件事影響到我們兩人，你對我很重要，我們的關係也很重要。”

　　  “對我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