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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電話給埃萊娜,告訴她我晚餐時間有空了,可是她已經跟她朋友莫妮卡約好,請她去家裡玩。她說她們打算叫中國菜,歡迎我加入,這樣可以多叫幾樣菜。我說算了。
“你怕我們整晚都在聊女人的話題是不是?”她說,“你的顧慮大概是有道理的。”
我在看《六十分鐘》①的時候,米克·巴盧打電話來。我們聊了一二十分鐘。我告訴他本來我已經訂好機票準備去愛爾蘭了,後來又不得不取消行程。他為我不能去感到遺憾,但同時也為我找到事情做而高興。
①美國電視新聞節目。
我跟他講了一點點我現在的工作,但沒告訴他我在替什麼樣的人工作。他對毒販毫無同情心,偶爾還會闖入那種人家裡拿點兒現鈔,補貼補貼自己的收入。
他問紐約天氣如何,我說已經下了一整天雨了。他說那邊永遠都在下雨,搞得他連太陽是什麼樣子都記不得了。噢,還有,我聽說了沒?他們已經證實上帝是愛爾蘭人了。
“真的?”
“真的,”他說,“你看看這些事實嘛。他一直到二十九歲還父母住在一起;明天就要死了,最後一個晚上還跟哥兒們出去喝酒:他相信他媽是處女,而他媽那個好女人呢,則認定他就是上帝。”
新的一周終於開始了。我賣力地查著庫利案,先查出經手利拉·阿爾瓦雷斯謀殺案的警官是誰。利拉·阿爾瓦雷斯便是那個陳屍綠林墓園的布魯克林學院的學生,那個案子並不屬於第七十二分局,而是由布魯克林刑事組一位名叫約翰·凱利的刑警負責調查的,但我一直找不到他本人,也不想給人留下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星期一我和埃萊娜見面。她的電話並沒有因為強姦案受害者紛紛來電而忙得不可開交,令她好不失望。我告訴她搞不好她一個電話都接不到,有時候就是這樣,你得在水裡丟下很多很多魚餌,等上好久還不見一條魚來咬。何況現在還早,我說。跟她在電話里聊過的人可能過了周末才會開始打電話。
“周末已經過啦。”她提醒我說。我說就算那些人打了電話,或許要等一陣子才會找到那些受害者,而且那些受害者可能還得考慮個一兩天,才會決定打這個電話。
“或決定不打。”她說。
星期二,仍然沒有電話進來,她更加沮喪。但等到星期三晚上我跟她通話的時候,她卻非常興奮。好消息是有三個女人打電話來;壞消息是沒有一個聽來跟綁架弗朗辛·庫利那幫人有關係。
一個女人在她公寓外面的走廊里被一名單獨行動的攻擊者襲擊。他強姦了她,還搶了她的皮包。另一個女的讓別人載她回家,因為她以為對方是同班同學;他亮出一把刀,命令她去后座,可是她逃脫了。
“他是個瘦巴巴的小男孩,又單獨行動,”埃萊娜說,“所以我覺得把他列入考慮似乎太牽強了。第三個打電話來的是約會強姦,或者叫泡馬子強姦,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稱呼這種案例的。根據那女人的說法,她和她的女朋友在陽光岸一家酒吧里釣到兩個男的,她們坐上男的車子出去兜風,然後她女朋友暈車,他們只好停車,讓她下車嘔吐。結果他們居然就開車跑了,把她丟在那裡,你相信有這種事嗎?”
“是不太體貼,”我說,“不過這樣好像不叫強姦。”
“真是絕了。後來他們又兜了一陣子,然後他們回到她家,要求跟她上床,她說門兒都沒有,你們把我當作是什么女人,又說了些類似的話。最後她終於答應干其中一個,就是跟她配對的那個,另一個人可以在客廳里等。當然他沒照做,他們倆正要開始時他就走進來看,這下子對澆熄他的慾火實在幫助不大,你也可以想像。”
“然後呢?”
“然後他說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她說不、不、不,最後她決定替他口交,因為那是唯一可以擺脫他的辦法。”
“她跟你講這些?”
“當然用字造句比較含蓄,不過基本上就是這樣。然後她去刷了牙,打電話叫警察。”
“說她被強姦了?”
“我同意啊。那男的從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變成如果不讓我痛快,我就踢掉你的牙,我認為這樣已經符合強姦的標準了。”
“哦,那當然,如果他這樣硬來的話。”
“不過聽起來還是不像我們要找的傢伙。”
“嗯,一點都不像。”
“如果你想繼續查下去的話,我把她們的電話號碼抄下來了,而且我跟她們講只要製作人決定做,我們就會打電話跟她們聯絡,不過目前拍片計劃有點問題。對不對?”
“一點沒錯。”
“所以說雖然我沒得到有用的情報,接到三個電話還是很令人鼓舞的,你說是不是?而且明天可能會有更多電話。”
星期四來了一個電話,本來聽起來還挺有希望的。一個三十出頭的女的在聖約翰大學修研究院的課,在校園裡的停車場上正要打開自己車門的時候遭到三個男人用刀挾持。他們全擠進她的車裡,開到坎寧安公園,在那裡跟她口交及陰交,不只用一把刀不斷威脅她,恐嚇她要切除她的身體各部分,而且真的割傷她的一條臂膀,不過可能是不小心割傷的。等他們都辦完事了以後,他們把她丟在那裡,駕著她的車跑了。到現在案發已經快七個月,那輛車還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