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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能是他們,”埃萊娜說,“因為那三個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對不對?”
“對,所有目擊證人都這麼說。”
“嗯,這幾個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問她這一點。她一定覺得我有種族歧視,或是我懷疑她有種族歧視,否則幹嘛緊咬著強姦犯的膚色問個不停?當然對我來說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這麼一來就表示她並不符合我們的條件了,除非那幫人在去年八月到現在這段時間裡,想出個法子改變膚色。”
“如果他們有這個本事,”我說:“那他們就絕對不只值四十萬了。”
“你真好。總之,我覺得自己好像白痴,不過我還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告訴她只要計劃通過就會聯絡她。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聽?她說不管這件事會不會有結果,她都很高興自己打了這個電話,因為能講出來對她幫助很大。事情剛發生的時候她常常講,也作了些心理輔導,可是她已經很久都沒提這件事了,她覺得好過很多。”
“一定也讓你覺得很好。”
“她還以為我是輔導人員,暗示能不能一周來我這兒一次作治療,我跟她講我是製片的助理,這兩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樣的。”
同一天,我終於找到了布魯克林刑事組的約翰·凱利刑警。他還記得利拉·阿爾瓦雷斯案,說那實在很可怕。她是個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個認識她的人都說她是個又很聽話又用功的學生。
我說我在寫一篇關於在不同尋常的地點棄屍的報導,問他屍體在被發現時有沒有不異樣之處。他說屍體曾遭肢解,我問他是否能說得詳細些,他說還是不說的好。一方面是因為該案某些部分他們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顧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諒解。”他說。
我又試了幾個不同的策略,結果都是碰壁。我謝謝他,正打算掛電話的時候,突然想到問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過班,他問我為什麼問這個。
“因為以前我認得一個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約翰·凱利,”我說,“不過我看你們絕對不是同一個人,因為他現在早已過了退休年齡了。”
“那是我父親,”他說,“你說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幹什麼的,記者?”
“不,我自己也辦案。曾經在七十八分局待過一陣,然後轉到曼哈頓第六分局,在那裡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現在變成作家了?我父親常說要寫一本書,不過他是光說不練。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現在在佛羅里達家中的後院裡種葡萄柚。我認識很多警察都在寫書,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不然就是說在計劃中,不過你真的在寫?”
是時候轉變話題了。“不。”我說。
“什麼?”
“剛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現在是私家偵探,離開警界後就開始做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爾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內情。”
“為什麼?”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體。”
一陣靜默,時間長得足以讓我懊悔根本不該提出這一連串問題。然後他說:“你知道我想知道什麼嗎,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媽的到底是從哪裡鑽出來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區出了一個案子,”我說,“三個男人從伍德海芬的牙買加大道上擄走一個女人,然後把她丟在森林公園一個高爾夫球場裡。除了各種凌虐的痕跡,他們還切除了她兩根指頭,塞進她的,呃,身體開口處。”
“你有什麼理由認為這兩件案子是同一伙人乾的?”
“沒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兇手沒有就此罷手。”
“皇后區那個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對,瑪麗·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殺她的兇手和其他案件連在一起,阿爾瓦雷斯案看起來很有可能,可是對於那件案子,我知道的僅限於報紙上的報導。”
“阿爾瓦雷斯的屁眼裡塞了根指頭。”
“戈特斯坎德也一樣。她前面還塞了一根。”
“在她的——”
“對。”
“你跟我一樣,不喜歡說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媽的,你去驗屍化驗室晃晃,那些傢伙一個比一個猥褻。我猜他們是不想讓自己有任何感覺吧。”
“也許吧。”
“可是我總覺得這樣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憐人,她們還能要求什麼呢?不就是在她們死後給她們一點點尊重。殺她們的人可一點都不尊重她們。”
“嗯。”
“她的一個乳房不見了。”
“什麼?”
“阿爾瓦雷斯。他們把她一邊的乳房切掉了。根據流血的程度,他們說乳房被切除時她還活著。”
“上帝!”
“我真想抓住這些王八蛋,你知道嗎?進了刑事組,你每一個都想逮,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輕度謀殺,可是有些罪犯會讓你覺得特別想出手,這個就是。我們真的盡力了,查了她的行蹤,跟每一個認識她的人都談過。可是你也知道這種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兇手沒有關係,案子本身又沒留下什麼實質性的線索,你能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現場能採到的證據非常少,因為他們是在別處殺了她,然後才把她丟在墓園裡。”